历史时期汾河流域植稻的作用与影响

隋唐至清代山西汾河流域的水稻种植呈现出“盛一衰一盛”的变迁过程，历经余年至今日未曾完全断绝。从水资源的角度来看，山西自古以来以缺水而著称，不具备发展水稻生产的先决条件。但历朝统治者始终致力于在山西地区推广种植水稻，为此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资源进行水利开发措施。表明在历史时期，山西地区种植水稻具有一定的意义。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历朝统治者本着“知其难可为者而为之”的精神，始终致力于在山西地区发展水稻生产，主要看重的是植稻带来的经济意义。水稻作为产量和产值较高的作物，由于其生长空间和山西传统的旱田作物并不冲突，因此能够显著提升当地居民的收入，成为官员提升政绩的方法；在山西地区发展水稻同时可以减少南北漕运的费用，节省财政开支；甚至在旱田歉收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出产的稻米还能成为百姓度过荒年的依赖。

历史时期山西地区尤其是汾河流域曾有面积较大的稻田。早在上古时期，资料记载中直接反应山西地区水稻种植面积的内容较少，但从部分间接的资料记载可以看出水稻在山西地区尤其是汾河中下游一带的农业生产中曾经具有较高的地位。

按当时的地域来划分，“中央”大概在秦晋豫三省交界的盆地地带，可见当时汾河中下游河谷地区应当有规模较大的水稻种植区。

其中稻的地位虽然不及前面四种，但也被视为山西地区适宜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秦汉时期，汉武帝曾在黄、汾交界之处的晋西南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市）地区开垦渠田数千顷，将开垦出来的土地“予越人，令少府以为稍入”，即雇佣南方越地之人至当地开垦种植水稻。体现出当时晋南地区水稻种植历史悠久，规模较大，且“越人”的到来带来了南方先进的植稻技术。东汉元初三年，安帝诏令太原一带修理旧时沟渠来种植水稻，使得当时晋水一带“禾稻之美，甲于通省”，可见当时太原一带的水稻生产开始初具规模。至隋唐时期，汾河流域种稻的面积有了显著的增长。

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自然条件来看，山西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之上，水资源相对匮乏，难以为水稻生产提供优厚的条件。但是历朝的统治者始终坚持在山西汾河流域发展水稻生产，地方官员甚至将推广水稻视为体现自身政绩的一种表现，民间的百姓也积极响应统治者的号召，并有自发种植水稻的先例。这样的行为背后，说明种植水稻在山西汾河流域还是具有一定经济意义的。

历史时期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南方长江流域和北方黄河流域两个经济中心并存的格局逐渐成型，且长江流域经济中心发展迅速，逐渐超越了北方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方面，南方水资源充足，形成了以水稻为主的水田农业，北方则保留了传统以粟、麦为主的旱作农业。统治者为了平衡南北两地的农业生产模式，调整农作物的生产结构，便开始在北方传统旱作农业区推广水稻生产。

陈鸿是浙江钱塘人，在当地为官多年，深知种植水稻的益处，便提议在北方地区大力推广水稻种植。嘉庆帝在听取了他的建议后郑重其事的下令执行，其初衷都是希望能够通过推广水稻来调整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营造类似南方地区水旱协调的农业生产环境。

从作物生长所需的环境条件来看，种植水稻与传统的旱地作物并不冲突。生长空间上，山西地区的水稻主要为河稻，分布在河流滩地沿线，在河水水位上涨时能够适宜淹水的环境，而旱田作物则在稍远的冲击平原或山地之上。因此在河流水文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汾河流域推广种植水稻确实能够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加上水稻的产值较高，能够显著提高当地农民的收益。需要担心的是河水泛滥对于水稻生产带来的损害及因种稻引发与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用水争端。

除了调整作物生产结构外，种植水稻确实能够给农民带来实际的利益。在饥荒与混乱并存的年代，寺院种植的水稻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收成，说明水稻在某些程度上填补了汾河流域旱地秋粮收获不足的空白。北方地区在种稻初期为了能够迅速的推广水稻，常常为当地百姓提供租税上的优惠。

此外，汾河流域植稻的经济意义在于可以显著地减少南北稻米漕运的耗资。稻米在山西地区是具有一定的消费市场的，除了日常食用外，主要用于祭祀活动和富室人家的收藏。通常情况下山西地区的稻米主要由南方漕运而来，但是由于山西地处高原地带，河道较少，大型的漕船难以直接到达山西广大地区，需要经过陆路的转运，耗费的时间较长且成本较高。对于山西地区而言，如果能够在汾河流域开展水稻种植，对于满足百姓日常需求和减少南北漕运耗资而言必然大有裨益。因此，历朝的统治者始终致力于在汾河流域推广种稻。

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人们的饮食习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向来以粟、麦作为主食的山西人民开始尝试“稻鱼而食’’的生活方式。在与当地的饮食习惯结合后，独具特色的“二米饭”、“炒米”由此诞生。受缺水的影响，植稻区的百姓为了能够获得优厚的水利灌溉条件，以村落为单位开展了一系列争夺水源的活动，促进了以“水”为核心乡村社会组织的形成。在汾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隋唐以后水稻的种植对于当地的饮食习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汾河流域因为种植水田、争夺水权使得当地乡村的社会形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掌握水利的人在当地往往具有较高的权力，甚至可以与当地的乡绅、贵族平起平坐。而普通的老百姓为了更好地维持自家水田发展，纷纷加入到争夺水利的团体之中，形成了以“水”为核心的水利社会。冀朝鼎先生在统计中国历史时期水利活动次数时指出，明清山西地区的水利活动次数较多，主要以私人修筑小型水利设施为主，这与当时汾河流域村落之间为争水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具有一定的联系。

对农业环境的影响

从农业生态环境来讲，南北方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劳作模式。北方传统旱作农业区让人联想到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耘的景象，而在南方水田农业区则是在烟雨朦胧之际农民头戴笠，身披蓑，忙时躬耕水田，闲时泛舟垂钓，一派安逸祥和、极具诗意的景象。这样的差异经过文人墨客的描写，再由旅居的游子、入仕在外的官员和各类书籍传播到北地，勾起了北方人民对于江南水乡生活的向往，于是便主动效仿，寻求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变和优化，发展水稻生产便是效果最为显著的方法之一。

种植水稻对于山西地区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表现为因种稻使得当地的农业劳作模式发生了改变。因为种稻，农民得以奔走于山水与农田之间，享受种植水田带来的不同感受。历代文人基于对当地水田劳作的景象如实的进行描述，由此抒发出自己的感慨。种植水稻对于山西地区人文环境的改变相对于普通的农业生产环境则更多地体现在文人墨客的主观感受。通过诗人丰富的联想，使山西地区水田劳作的景象与江南水乡泽国形成对比，表现出对因种稻使当地整体人文环境得以改观的赞誉。

自隋唐开始汾河流域历朝历代推广种稻的举措确实使得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了改观，尤其是为了发展水稻生产而修筑的一系列水利工程，使得向来缺水的山西地区有了更好地农业灌溉条件，诸多植稻较为广泛的地区呈现出水乡泽国一般的农业生态环境。当地的老百姓们为了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也积极响应官府的水稻推广政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极力种植水稻。村民的希望与政府政策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汾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发展。

结语

政府在汾河流域发展水稻的初衷是为了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水稻作为农作物中产值较高的一种，无论在价格还是产量方面相对传统的旱地作物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能够建成大规模的水稻种植区，能为当地的老百姓带来较高的收益。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影响，水稻始终未能成为山西地区的主粮。

汾河流域植稻的意义还在于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态环境。在发展水田的过程中，汾河流域广开水渠，使得向来缺水的山西地区有了更好地农业灌溉条件，诸多植稻较为广泛的地区呈现出水乡泽国一般的农业生态环境，受到了历朝文人墨客广泛的称赞。

当地的老百姓们为了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也积极响应官府的水稻推广政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极力种植水稻。村民的希望与政府政策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汾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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