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荐书陶寺文化三

遗址文化——龙乡陶寺帝尧都文化遗址是古代社会人类生活生产所遗留下的痕迹，受自然原因或人为原因的影响，这些遗址多数被掩埋在地下，如民居、宫殿、都城、寺庙、官署、墓葬等，文化遗址反映了不同时期人类的社会活动、生产生活和改造自然的情况。对各类文化遗址进行考证和分析，得出其文化属性和文化内涵，形成特定地区特有遗址的文化特征。在对文化遗址加以研究和保护利用下形成的围绕遗址的一系列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遗址文化”，遗址文化是历史的反映，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旅游观赏价值、经济开发价值和教育熏陶价值，是一个地区文化资源的重要构成要素。第二章陶寺概况：陶寺遗址位于晋南地区，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大规模聚落遗址之一，在这里曾经孕育出早期的华夏文明，是尧舜文化的遗存。陶寺遗址是目前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最大的城址，陶寺遗址文化的发掘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有着重要的意义。陶寺遗址文化也成为陶寺村落文化资源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谈及陶寺，人们大多了解的是其遗址文化。关于陶寺遗址的发掘过程，根据考古发掘报告整理，大致如下：20世纪50年代初，基层文物工作者在晋南地区文物普查中发现了陶寺遗址，年陶寺遗址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时所知陶寺遗址的面积只有几万平方米。—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南进行大范围的调查，涉及陶寺遗址范围内的陶寺、中梁和李庄三处。年冬、年和年秋考古研究所在省、地、县文化部门配合下进行过三次复查。—年陶寺遗址的第一阶段的发掘，确立了陶寺文化，初步认识了它的内涵、特征、年代（公元前—前年），建立起分期序列（早、中、晚三期，每期又各含二段），理出晋南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为陶寺文化的脉络。—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和临汾行署文化局对陶寺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和大规模的钻探。发掘陶寺文化晚期的10座房址，为研究陶寺文化晚期的聚落形态提供了实证资料。—年，陶寺城址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子课题“聚落反映社会组织”中。这次发掘确认了陶寺早期城址、宫殿区和核心建筑区附属建筑遗迹、中期小城内墓地、祭祀区夯土台基建筑和东部仓储区。—年，在陶寺中期小城内发现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成的建筑基址。年发掘第三层台基夯土挡土墙内侧有11个夯土柱和10道缝，考古人员用1年的时间实地模拟观测，发现这些缝可以观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令日出，发现了古人观测点的夯土标志。—年，在陶寺遗址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宫城及城门遗址，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陶寺遗址历经几十年的发掘，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陶寺遗址见证了远古文明的历史进程，是华夏民族历史文脉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全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遗址文化也成为当下陶寺重要的文化资源，对陶寺遗址的研究、保护与开发是陶寺古村落当下走文旅发展道路的关键举措。在陶寺遗址的保护策略上，应有计划的进行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并进行合理、适度、科学的展示，让更多人认识到陶寺遗址文化的价值，实现陶寺遗址保护与当地文化资源合理利用的双重目标。一、晋南陶寺，华夏之源山西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晋南地区尤被认为是尧舜禹三圣故里。上古时期河文化、西侯度文化、丁村文化等旧石器文化、新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都出自黄河流域。古籍载“尧都平阳”（现山西省临汾市）“舜都蒲坂”（现山西省运城市永济市）“禹都安邑”（现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北十五里之禹王乡），皆为黄河流域三角地带，加之晋南地区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宜人，适宜人居住繁衍，因而孕育出上古文明，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三皇五帝中的尧舜禹是比较著名的部落首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带领民众繁衍生息，并运用智慧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晋南临汾、运城地区遗存的大量尧舜禹活动遗址，还有根据传说和史料记载新增的许多上古帝王文化景观，成为当下发展区域文化的重要资源。如临汾地区的尧庙、华门、尧陵、仙洞沟、帝尧古居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尧文化景区，成为打造尧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古籍有载，帝尧是上古帝王之一，为陶唐氏。《尚书·尧典》里记载：“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帝尧被后世认定为仁君的典范，以勤俭、朴素著称，在他统治期间，政治清明、民风淳朴。他曾设天文官职掌管历象，命令羲、和赴四方观天象测日出日落，制定了历法，敬授民时；他还召集众多贤德人士协助他治理国家，如后稷做农师，教民耕种，皋陶作法官，夔作乐官，舜做司徒掌管教育，契掌管军队；他还命令鲧治理洪水。在他的带领下，“揖让之德、和合之道、询谋之风、节俭之行”在民众中得以践行。正如远古民歌《击壤歌》所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除此之外，古籍中诸如《论语》《孟子》《史记》等著作中多有对于帝尧事迹的记载，帝尧不仅是儒家尊崇的对象，也被视为中华文明的创始者之一。关于尧舜禹的传说在晋南广泛流传，陶寺遗址的发掘更为传说增添了可信度和可考性。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指出：“大致在距今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了晋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以及东方、东南方古文化的交汇撞击下，晋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得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陶寺遗址是典型的中国远古城址，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大型城址，总面积约有万平方米。从聚落形态上看，陶寺遗址内有宫殿区、仓储区、祭祀区等，且宫殿建筑在较高的台基之上，这也是后世中国宫殿、衙门、庙宇所采用的建筑模式，由此可见，陶寺遗址已具备构成“国都”的基本要素。除此之外，在陶寺城南还发现大型墓葬群，约有1座大小规模不一的墓葬，墓地有一定的布局和结构，可看出一定的等级区分，也表明当时这里是人口众多的聚居地。在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古观象台，是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印证了《尚书·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陶寺还出土有众多文物，最为著名的是彩绘蟠龙陶盘和有书写符号的残破的陶制扁壶。龙是中华文化中重要的图腾符号，直到现在我们也常说自己是“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是龙图腾观念在几千年中国人观念中的传承。在陶寺遗址中发现的扁壶上有朱书文字，对探索中国文字起源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在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前，早期华夏文明、纷繁的远古传说在这片土地上流传，但也仅仅是作为传说而存在，遗址的发掘则给予“尧都平阳”以有力的证明，也为研究华夏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二、帝尧城址，中国之始《辞源》中解释“中国”为：“我国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居天下之中，故曰中国。”尧舜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尤其是晋南地区，居天下之中，被认为是“最早中国”所在地。最初的中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政治上是国家形态，二是地理位置上为“地中之国”。传说当时各地首领前来尧都朝拜，由于孟门未凿，暴雨狂下，黄河洪水流泻不畅因而猛涨，越过吕梁山顺着河谷沟壑直奔晋南，由此可见都城自然不会建造在汾水两岸的盆地地区。陶寺地处高垣，自古就流传有“安李陶寺，叫人跑死”“千安李，万陶寺”的说法，说明上古时期的陶寺地势高、人多地广，很有可能就是帝尧建都之地。史书典籍的记载也可为陶寺是帝尧之都提供佐证资料。《左传》记载：“《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杜预注：“唐、虞及夏同都冀州。”《淮南子·坠形训》高诱注：“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古代冀州即为山西和陕西两省之间的黄河以东地区，即今天的临汾与运城地区，《尔雅·释地》载：“两河间曰冀州。”《汉书·地理志（下）》也有记载：“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历史上所载“尧都平阳”。帝尧所居及所都之地，基本在黄河的东汾河流域中下游区域，即今山西临汾地区，陶寺城址位于临汾市南部，历史记载这与所发掘的陶寺遗址地理范围是相吻合的。陶寺遗址最初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已有60余年，正式发掘于年，距今已有40余年。先后一批批考古工作者在陶寺挖掘、考证，发掘出规模宏大的城址、分布规律的宫殿、大型的墓葬群等，距今约4年到年，实证了陶寺悠久的历史、中华文明古老的发源。经考古发掘，陶寺遗址面积约万平方米，平面呈圆角三角形分布。城址包括：宫殿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和祭祀区等。由于年代久远，陶寺所发掘的城邑也历经多次拆迁和重建，即便如此，城址遗迹的发掘仍可看出当时城邑规模的宏大，各类标志性建筑物的出土，更加证实陶寺城址不仅仅是一座城邑，更是“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大型城址。史学界界定唐尧年代约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夏王朝开始的年代约在公元前年，这样看来，陶寺城址存在年代与尧时代非常接近。再从陶寺城址遗迹的规模看，这座城邑占地面积大、各项功能区分布明确严整，城邑所在区域人口众多，这为尧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佐证，也让我们窥探到尧舜时期文化存在的物质形态。陶寺作为帝尧建都之处，除了城墙遗址的发掘外，还发掘有象征权威与权力的王者之器——“特磬”和“鼍鼓”，据考证这是陶唐氏的乐器，是陈列于庙堂之上的乐器。此外，从陶寺发掘的墓葬群的埋葬习俗及出土的陶器、木器和石器，与文献中记载的帝尧陶唐氏时期的埋葬制度大体相似。《墨子·节葬（下）》记载：“子墨子制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体；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汉书·杨王孙传》也载：“昔帝尧之葬也，窾木为椟，葛藟为缄，其穿下不乱泉，上不泄殠。故圣王生易尚，死易葬也。”这些记载，均说明帝尧葬俗俭约，墓穴挖得不深，木棺不厚不大，这与陶寺墓葬情况大致相同。陶寺墓地位于崇山西麓的山坡上，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有大中小三种类型。大型墓一般长2.9-3.2米，宽2-2.75米，墓坑深度多在1米以上，基本格局符合“下毋及泉”的情况。在器物方面，陶寺墓地和遗址出土的陶器、木器和石器，与文献中记载尧舜禹时期制作、使用的器物有相似之处。史籍记载尧舜时期饮食器皿使用土甑、土盆、土簋、土瓶之类的陶器。陶寺遗址则出土有灶釜、鼎、鬲、甑、缸、瓦、罐、壶、瓶、盆、盘、豆、碗、杯等各类日常所用陶器，即为文献中记载的土甑、土盆、土瓶等。《韩非子·十过篇》也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材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这些记载说明尧舜时期已使用上漆的器具，祭器上也有纹饰。在陶寺遗址早期出土有彩绘木器和陶器，一般以黑色陶衣为地，与“流漆墨其上”“墨漆其外”的记述相符合。同样，在出土的这些器物上，还绘有红、黄、白色彩，与记载的“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基本相同。现在临汾一带还有黑陶工艺品制作，成为当下旅游开发的资源之一。陶寺城址及出土文物显然已表明它具备最初中国的形态，尽管其辐射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在陶寺之后，才开启了豫西的二里头文明，再转移到河内，也就是司马迁所说的以黄河三角洲为核心的河东、河南和河内“三河”地区，华夏文明涉及范围逐步扩大，华夏文明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壮大，诸如黄河中上游的齐家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上游三星堆文化、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及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但追溯其源头，无疑是在陶寺。以陶寺文明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生生不息，形成了华夏文明的主脉。陶寺遗址的发掘，丰富了尧舜文化的内容，又因其处于黄河中游汾河下游的中心地域，与丁村遗址相邻，无论是从文献资料还是考古资料来看，陶寺无疑是华夏文明的直接源头和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我们古老的祖先在这里耕作繁衍，最早中国从这里开始，尧舜禹时代进入文明时期从这里开始。陶寺遗址文化历经多年的风雨，已不仅仅是被埋没的废都，它是辉煌的华夏文明起源之地，是华夏子孙的精神家园。三、观天祭神，敬授民时《尚书·尧典》记载尧在位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帝尧告诉羲氏、和氏一定要认真记录日月星辰的变化，掌握其规律，并如实地把时令告诉民众。羲和遵从帝尧的指令，采用一定的方法观测日月星辰的天象变化，具体为：“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通过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划分季节，划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尚书·尧典》还记载：“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历法规定一年有日，将闰月历法与四季节气做了调整，春夏秋冬四时不差。羲和根据观测到的日月星辰的变化规律制定出历法，颁布天下，使农事活动能够根据历法的变化准确进行，称为“敬授民时”。《尚书·尧典》的记载仅仅是作为史料为人们所知，是否真实存在有观测日月星辰的实证，在陶寺古观象台发现之前人们也只是猜想，或是认为记载仅仅是传说，不足为证。年，考古人员在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陶寺祭天的遗址，位置在陶寺城址的东南方，占地面积约平方米，祭祀基址是三层圆形夯土建筑，作用是观天授时兼有祭奠功能。在祭天遗址中最重要的礼制建筑就是古观象台，距今约年。古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约10.5米，弧长约19.5米。观象台的原理是：从观测点通过夯土柱之间的缝隙观测对面塔儿山的日出方位，从而确定季节、节气，安排农事。最上层基址有11根夯土测柱，弧顶向东，柱与柱之间有15-20厘米的间隙，即为观测缝，各观测缝中心线延长向内相交于台基，向东延伸与对面塔儿山相连接。经过考古工作人员长时间的实地观测，发现第二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冬至日，第十二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夏至日，第七个观测缝看到日出为春分、秋分日。除了第二个观测缝和第十二个观测缝各用一次外，其余九道缝各用两次，也就是说，可以观测到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节气。这些观测缝可以看到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可以指导大豆、黍、粟等农作物播种和收获的重要节令的日出，表明早在多年前，古人就已找到观测天象变化的观测点并用来指导农业生产。除了观象台之外，在陶寺遗址还发现有测量正午日影的工具“圭表”，年考古天文学项目工作者利用“圭表”1∶1复制品进行测量验证，测量日影成功，进一步验证了《尚书·尧典》的记载。古观象台测量日出方位、圭表测量正午日影，在陶寺发现的这两套天文测量系统，即可说明上古时期陶寺地区“敬授民时”的真实性，也表明陶寺遗址即为帝尧都城，是“最早中国”。陶寺古观象台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观象台，比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公元前年）早近年。寺祭天遗址所在地，以观象授时的观象台为核心，并兼具祭坛功能。年在“陶寺遗址大型特殊建筑功能及科学意义论证会”上，多位专家认同陶寺遗址与天文观测和古代祭祀活动有关。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古时期，王者通常将宗教和政治结合起来控制社会，“民神杂糅”的现象十分普遍，也只有如此，王权才有权威性和号召力。观象台在当时作为观测与祭祀的场所存在，是王权通过观天测象来“授民以时”，并利用宗教控制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百家号总指导：高忠严内容顾问：石国伟牛刚花吕树明武红霞百家号主编：陆瑶图文编辑：穆晓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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