拂尘电影史教科书错了吗从第一电影定
说起中国第一部电影这个话题，相信很多对历史课本有印象的人都会说起年拍摄的《定军山》。现在去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电影院，还会看到一副题着“中国电影诞生地”的牌匾，相传年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此放映，且连续放映电影百年之久，因此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所收录。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写过的：年，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电影《定军山》首映成功，中国电影事业开始起步。并且将定军山定位为中国第一部国产无声京剧影片，年由丰泰照相馆摄制，在北京首映时极为轰动。
这一表述是参考了被誉为是中国第一部电影史著作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的说法。这本出版于年的书是首次确认中国第一部电影是年拍摄的《定军山》的影史著作。
先摆出结论：这本书乃至历史课本关于《定军山》的描述全错。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一句道听途说的话，是如何被以讹传讹、主观想象以及不断地推理演绎成一个被大多数人奉为圭臬的“历史事实”的过程讲起。
一部从未有过观众的电影
首先，最能说明《定军山》不是中国第一部电影的事实就是，它从来没有过观众。相信它存在过的人说电影胶片丢失了，最流行的说法是它在丰泰照相馆失火时被烧毁了。但我们现今能看到的报纸杂志从来没有人发表过关于《定军山》的影评，它没有在刊物上打过广告，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没有谁在回忆录里提到过有看过这部电影。历史课本上所说的“在北京首映时极为轰动”根本是空穴来风。
同样，历史课本上的“剧照”同样也出自于《发展史》的插图，《发展史》的主编程季华在后来说过：“后面的人关于《定军山》的说法大多都是根据《发展史》来的”。这张剧照被一些学者认为只是当时谭鑫培在丰泰照相馆拍摄过的戏装定妆照而已。
在历史学上，证明一段历史确实存在需要两个方面的证据共同支撑——文献和考古。光从这一点来看，《定军山》的存在从考古证据上来说已经站不住脚了。
那接下来再看看文献方面能不能有一些突破。
历史资料上的首次登场
我们发现最早的提到过《定军山》的文字是在年发表于上海《电影》周刊第14期的一篇文章，叫做《旧剧电影化并非始自梅兰芳30年前便已经有人拍过了》。
据某剧家言:当清末时，大栅栏大观楼即有电影映演，此实为北平初创电影之阶，一时耸动听闻，获利甚丰。其时曾摄时事新闻如《裕隆太后出殡》等片，颇炫一时，后又在戏台上摄有谭鑫培之《定军山》中请缨、舞刀、交锋各场面。又曾摄俞菊笙之《艳阳楼》打出手，五花八门，备极可观，曾映于吉祥戏院等处，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今此片不知落于谁手矣。
大意是，据某位剧家说，清末有人拍过时事新闻片《裕隆太后出殡》，引起了一些轰动，还有人在戏台上拍摄了谭鑫培《定军山》的一些场面和俞菊笙的《艳阳楼》中的武打特技，在一些戏院放映引发了万人空巷。但这片子现在在谁手里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要注意这短短一段话中巨大的信息量，这也是我们往后梳理文献非常重要的资料。
其实这段话最开始的“据某剧家言”已经可以把整篇文字归类为是道听途说了，尤其是不能作为史料引以为据，且没有交代具体的时间。还有一点，从字面意思来看，《裕隆太后出殡》比《定军山》摄制得还要更早些；引起万人空巷似乎是《艳阳楼》，和《定军山》也没什么关系。
看到这的朋友可能大为震撼。《定军山》不是最早的，也不是最“火”的，这是怎么被传成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样子呢？咱接着往下理。
数十年后的“新生”
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再提过有电影《定军山》这回事。直到16年后的年，梅兰芳的秘书、同时是戏曲评论家的许姬传在梅兰芳的传记《舞台生活四十年》的“（按）”中才又提到：
中国戏剧拍成电影，我所晓得的，最早恐怕要算谭鑫培的“定军山”了。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我的老友吴震修先生是在无意中撞着他们正在拍摄，可以说是他亲眼得见这么一幕具有京剧历史意义的可贵镜头。他这样地告诉我说:“光绪的末年，我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书。课余，我总喜欢逛厂甸。跨入各书铺子的门，随便翻着各种的书看，就不想再走出来的了。大约是在一个秋天，有一天我照例又晃进了琉璃厂。经过丰泰照相馆附近的一个广场，老远看见临时支着一块白布，有些人在拍照。我走到跟前一望，哪儿是拍照相，简直是在拍活动电影呢。而且还是我们最崇拜的一位老艺人——谭鑫培，扎着一身黄靠，手拿一把金刀，耍了一个‘定军山’里的大刀花下场。旁边站的几位都是谭氏的家属和亲友们，人数并不过多。那位照相馆的老板，是个大块头，跟我很熟，他也在一旁照料一切。可惜拍得不多，一下子就算了事。后来还在‘大观楼’电影院公演过的呢。这恐怕是京戏上镜头最早的一幕吧。”梅先生告诉我:“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拍过‘青石山’里对刀一段，俞振庭拍过‘白水滩’、‘金钱豹’，也都是在丰泰照相馆拍的。”
许姬传（左）与梅兰芳（中）合影许姬传转述了他老友吴震修的回忆。光绪末年，吴震修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书时，逛琉璃厂偶遇《定军山》的拍摄。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当时的场面和细节，但是许姬传只说“这恐怕是京戏上镜头最早的一幕吧”，充其量只能说是给了后人一丝有推理空间的时间线索，比年的那一篇文章更明确为——“光绪的末年”。
一查便知，光绪皇帝殁于年，而吴震修则是在年5月才到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任教的。如果吴震修所说为真，《定军山》的拍摄时间只能是在年。那么巧了，这个年也和年文章所说的“三十年前”相互印证了。
但这能说明确有其事吗？
——其实是不能的。这和38年的文章一样，都是道听途说。以现在的历史研究领域里倾向比较极端的原则来看，文献成书的时间最好和历史事件发生时间间隔1-2年，甚至最好是同年诞生的，才可以“部分地”用作实证材料。像《定军山》这样间隔了几十年的文献，只能是看作“历史记忆”，而不是历史证据。
但是，“光绪末年”这一信息被学者程季华给捕捉到了。他在年写的《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简述(—)》一文中综合了上文两篇文章的信息，又加上了他自己的一番“脑补”。
中国人尝试摄制电影，始至北京。一九○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摄制了京剧“定军山”中之请缨、舞刀、交锋等各个场面，是由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表演的。因为是无声电影，所以只能拍摄这一些动作较多、富于表演的场面。这部短片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录片，也是在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民族的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这是很有意义的。此外，著名京剧演员俞菊笙和朱文英合演的“青石山”一剧中的对刀一场，及俞菊笙表演的“艳阳楼”中的一段，也都曾摄制过影片。那时的北京还没有电影制片厂，上述这些短片，都是由琉璃厂的丰泰照像馆，在露天广场上，利用日光代为拍摄的。影片制成后，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电影院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映过，极受观众的欢迎，“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后来，在北京还摄制过一些时事新闻片，如“隆裕太子出殡”等等。
文章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年摄制的《定军山》“应该说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录片，也是在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
文章还引了年的原话“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但我们已然知道，38年文章所说引万人空巷的电影并不是《定军山》。
文章还说：“后来，在北京还摄制过一些时事新闻片，如‘隆裕太子出殡’等等。”
对比38年杂志文章，明明是“裕隆太后”，突然就成了“隆裕太子”，而且历史上这俩都查无此人，确有其人的只有只有我们都熟悉的光绪帝的皇后——隆裕。
（照片就不放了）
问题又来了，《裕隆太后出殡》先于《定军山》拍摄的，怎么《定军山》就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纪录片”和“在中国摄制的第一部影片”呢？更何况，历史上记载隆裕太后的出殡日期是年的4月，那么假设38年最初的那篇提到《定军山》的文章如果确有其事的话，《定军山》也只能是在年以后才会摄制。
对于程季华写的这段文字，直白点评价，就是“抄也能抄错？！”但不得不承认，《定军山》被定位为“中国第一部电影”就是从这篇错误百出的文章开始的。
这个说法从那时候开始就影响了诸多电影家，如左翼电影导演程步高，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就照搬了这一个说法，连‘隆裕太子出殡’这个大bug都错的一模一样。
到这里，我们发现，无论是之前文字中提到过的年，抑或是年，都和真实的历史时序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根本无法形成一个历史史料上的相互印证，反而造成时间线越传越乱。
然而，三人成虎，《定军山》从此就成为了中国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到这为止，《定军山》只是确立了它是“第一”的地位，拍摄时间仍被认定在年。那从“”到现在的“”，中间又经历了咋样的让人啼笑皆非的误传呢？明目张胆地“修正”历史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又是什么？
《发展史》的一锤定音
依然和程季华息息相关。
上文提到，年出版的《发展史》是由他主编的，这部著作的学术地位是很高的。
关于《定军山》，书里介绍了非常可观的篇幅，这里只摘录部分。
中国人尝试拍摄影片，是在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的秋天，由开设在北京琉璃厂土地祠(即今南新华街小学原址)的丰泰照相馆摄制的。丰泰照相馆的创办人任景丰，沈阳人，青年时代曾在日本学习过照相技术。年(清光绪十八年)他在北京开设的丰泰照相馆，是当时绝无仅有的第一家，因此生意非常兴隆，规模日益扩大，拥有照相技师和学徒十余人之多。除照相馆外，任景丰还经营好几家西药房、中药铺、桌椅店和汽水厂，后来又在前门外大栅栏开设了大观楼影戏园。任景丰感于当时中国放映的都是外国影片，而且片源缺乏，于是产生了摄制中国影片的念头。正好那时德国商人在东交民巷开设了一家祁罗孚洋行，专售照相摄影器材，任景丰便从那里购得法国制造的木壳手摇摄影机一架及胶片十四卷，开始拍摄影片。丰泰照相馆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是由我国著名的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谭鑫培参加拍摄影片的这一年，正是他的六十诞辰，这在谭鑫培的艺术生活中，也是值得纪念的。谭鑫培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定军山》……摄影师是该馆照相技师刘仲伦，前后拍摄了三天，共成影片三本。这部短片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戏曲片，也是中国人自己摄制的第一部影片。我国第一次尝试摄制电影，便与传统的民族戏剧形式结合起来，这是很有意义的。据说谭鑫培稍后还拍摄过《长板坡》中的片段。谭鑫培、俞菊笙等著名演员参加拍摄的这些影片，先后都在北京大栅栏的大观楼影戏园和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放映过，“有万人空巷来观之势”，可见观众对我国自制影片的热烈欢迎。除北京外，这些影片还曾运往江苏、福建等地放映过。
看起来，这个时间有一些说服力的，因为文章中提供了很多具有在场感细节，其中包括丰泰照相馆的具体位置、老板任景丰的生平、摄影师是谁、当时拍了多少本，以及谭鑫培为什么出演……看上去还挺有理有据。
那么这些大量首次出现的信息是从哪里得来的资料呢？这一章节相关资料的收集者——王越，在他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承认这些资料也是听人说的。听谁说的呢？这个人就是刘仲明。
刘仲明是所谓的当时《定军山》的摄影师刘仲伦的堂族弟弟，电影拍摄的时候他年纪还是很小的，笔者推论应该不超过16岁。离奇的是，王越在50多年后的年对他进行访问后，就凭着他自己一个人的记忆力洋洋洒洒的写了将近七页的回忆材料。因此电影史学家陆红实先生感叹道“王越有着惊人的记忆力”。那么王越的记忆力如何暂且搁置讨论，从普通人的人生经验出发去设想，一个人能不能做到回忆50年前自己孩童时代的事情，且还能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他准确的年份呢？
说白了，王越采访刘仲明所提供的这些资料，真实性也是存疑的。一些相关的研究者对这些历史资料还提出了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比如说年电影的摄影机体积可能和他表述上有很大出入；当时也不太可能存在长度有英尺的电影胶片；刘仲明还说胶片是随手可以买的到的，但是在年由于技术问题，胶片的保质期是非常短的，所以购买的话是一定要提前订购的……王越所整理的刘仲明口述资料无法形成一个逻辑非常的完整的事件，所以《发展史》这段文字真实性有多高需要打个问号。
但是，《发展史》把之前文章的出现的明显有谬误或者是bug的地方修正或者舍弃了：如存在《裕隆太后出殡》的时事新闻片一事。
无意冒犯前辈学者，但《发展史》关于《定军山》的描述其实就是杜撰了一个看上去都不太合理的一个历史故事。但它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呢？以致于“年的《定军山》是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说法流传至今，甚至进入到了我们课本，被很多电影家取信。这些人中包括我们熟知的梅兰芳。
要说梅先生与谭鑫培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的密切，谭鑫培与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均为“同光十三绝”，是梅兰芳的大前辈，梅兰芳和他合作过很多剧目的演出，如果谭鑫培真有经历过《定军山》的拍摄，梅兰芳先生应该是极有可能获得第一手口述资料的人。但是，他的说法除了和《发展史》保持一致之外，再也没有透露过更多的额外信息。
谭鑫培、王瑶卿《汾河湾》从这一点看，究竟有无《定军山》一片，都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情。
为何非得是《定军山》？
那么回到了上文提到过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年程季华在他的文章中将《定军山》和《裕隆太后出殡》的拍摄先后顺序调换呢？同时这也造成了后者在影史毫无地位。
原因在于，如果《定军山》是中国第一部电影的话，会很大程度拓宽我们中国电影“戏影”传统的渊源。所谓“戏影”，是早期中国电影的核心观念，最初电影人们认为“影戏是由扮演的戏剧而摄成的影片”，到后来强调电影是电影技术与戏剧的结合，随着认识不断地深入，才形成了电影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的观念。因此，早期也诞生了一批既是戏剧家又是电影家的艺术家，包括夏衍、洪深、欧阳予倩、费穆等。
除文明戏之外，中国早期的电影家更是常常用戏曲表演创作的思维和眼光去审视电影艺术。如年拍摄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当时的导演张石川对电影知之甚少，就自然地联想到中国“旧戏”的传统，由戏曲及新剧，再到戏剧式电影，成为了早期中国电影的主要样式。
《难夫难妻》广告直到现在，戏曲电影化都是学术界热议的议题。中国戏曲电影是以戏曲为主还是以电影为主的争论一直存在，但未有定论。但民族戏曲和戏剧同电影艺术的交融和杂糅，到如今双向共生的面貌，如《定军山》这样的戏曲电影的先锋实践行为就成为中国电影民族化非常重要的文化景观，它包含了一大部分中国电影的文化基因。
电影这一种外来的艺术形式如何传到中国，如何在中国被本土化，通过戏曲达成中国化。这一具有重要意义的过渡期需要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事件作为里程碑，《定军山》这部电影就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了电影史学者们带着期许的搜索视线中。
《定军山》可能真的不是那个“第一”，但中国电影史给了它“第一”，这个谬误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唯一的一种可能。
本文参考
●黄德泉：《戏曲电影＜定军山＞之由来与演变》，《当代电影》，年第2期。
●袁蕾，范艳春，钱芙蓉：《寻找中国电影的生日》，《南方周末》，年5月5日。
●胡文谦：《“影戏”：“影”、“戏”与电影艺术——中国早期电影观念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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