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占地中以为中国,陶寺统治者是这样做
年，陶寺城址中期王墓头端墓室东南角出土了一件漆木杆，残长.8厘米。上部残损长度为8.2厘米，复原长度为厘米。漆杆被漆成墨绿相间的色段，加以粉红色带分隔。
发掘者何驽先生推测，漆杆为圭表日影测量仪器系统中的圭尺，可测量陶寺本地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以及其他节令，同时还可以用于大地幅员测量。该圭尺第11号色带为夏至影长标志，其夏至影长39.9厘米，约合1.6尺。这恰是《隋书·天文志上》引《周髀算经》所谓“成周土中，夏至景一尺六寸”“立中”判定“地中”的标准。
但实际上，根据考古人员的实地测量，陶寺当地的夏至实际影长为1.69尺。1.6尺是南距其百十公里的垣曲盆地夏至影长实测数据。垣曲盆地有东关等遗址，被视为华夏遗存反映的庙地沟二期文化中心分布地。
陶寺中期王墓漆杆出土示意图
显然，陶寺统治者把垣曲盆地夏至影长1.6尺作为其“独占地中”的标志，是为了继承当地文化，“以绍上帝”，笼络人心。
事实上，到了夏朝时，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
夏至影长“尺五寸”的数据是河南登封告成的观测数据，考古发现的告成王城岗城址则被许多学者视为“禹都阳城”。何驽认为，这一数据是禹建都阳城后，为“逐中”实测的数字。
何驽的见解是有一定道理的，河南登封告成镇的观星台西距王城岗遗址不足2公里。按常理推测，西周时期，周公之所以在洛邑附近的登封观星台测日影，以确定“地中”，应该是沿袭了夏禹“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的思想以及相应的“地中”位置。而夏人的“地中”思想无疑是陶寺古国统治者“独占地中以绍上帝”衣钵的传承。
从垣曲盆地夏至实际影长1.6尺，到陶寺虚拟的1.6尺，再到夏“禹都阳城”夏至影长1.5尺，说明“地中”概念的具体内涵是在变动的，随着王权地理方位的变动而变动。
显然，陶寺圭尺就是古人用来标示“地中”观念的建木的变种。
陶寺圭尺测日用法
何驽说：“在所谓的尧舜禹时期甚至到西周时期，政权的交替甚或都城的变化都伴随着圭表‘中’的交接或‘地中’夏至影长标准的改变，确切说则应是‘王者逐中’，此‘中’既是圭表之‘中’，又是‘地中’之‘中’……王者独占地中，实质上就是绝他人与天地通的权利，垄断与上帝沟通的宗教特权，从而达到‘独授天命’‘君权神授’合法化和正统化的政治目的。”
陶寺圭尺的作用不仅仅是用于立中、测日影，配合观象台观测制定历法，而且还用于大地幅员测量。陶寺圭尺第11号色带为当地夏至影长的标志，l～10号色段则是作为刻度用于测量陶寺以南至北回归线一线的夏至影长标志，因为北半球夏至正午北回归线上的影长为0。“这意味着陶寺圭尺夏至测量可南及北回归线，表明尧舜的版图雄心或疆土认知已至今两广地区。”
陶寺古城以“中”为指导思想来进行选址、建设，还体现在其背靠崇山的地理位置上。崇山乃陶寺古国及其联盟集团心目中作为“天下之中”标志的神山。这种神山，在尧舜以前，人们名之曰昆仑，既是支撑天地之间的中央支柱，也是“帝王”赖以往来于天地之间的天梯，在尧舜时代则被称为崇山，这正是古代“王者逐中”思想的集中反映。
《说文》云：“崇，嵬高也。”崇山就是极为高大、可以与天看齐的山脉。陶寺观象台由一个居中的观测点和一溜排下来呈弧形状的根夯土柱子组成。观测点面向东北至西南，通过13根夯土柱之间的道缝隙观测对面崇山一年四季中太阳升起的规律，以确定不同季节的20个节气。
陶寺中期观象台复原建筑
这个天象观测台和其后绵延起伏的崇山山脉共同组成了陶寺古国至高无上的精神权威，既有“君权神授，唯我独尊”的精神感召力，又有观天测象、指导农时的现实功能，可谓是将上天意志和国家功能完美结合的一个典范。
考古发现，陶寺遗址绝大多数墓葬都朝向崇山主峰——说明随着陶寺早期都邑的建立，当时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以崇山为中心的山川信仰，帮助陶寺大量集中的人口建立新的宗教传统与社会认同”。
崇山南、北两侧的两个二级中心聚落，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聚落群。“长约50公里的汾河谷地之中的这个环崇山聚落群成为龙山时代中国社会中人口最稠密的区域。这里发现的1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聚落遗址数量超越当时其他地区同等规模遗址的总和。”
宋镇豪先生曾对夏商时期的聚落遗址做过详细调查研究，他认为上古时期的城邑人口平均密度指数约为每户平方米。如果据此推算，陶寺早期城址当有户，按一家3口计，总数在1万人以上；而陶寺中期城址当有户，按一家3口计，总数在人以上。若按一家5口计，其早期城址当有人左右，而中期城址当有人左右。
陶寺崇山
陶寺崇山作为连接天地之间的“中央支柱”昆仑的变种，在夏王朝建都二里头遗址后，被附近的外方山即今嵩山所替代，外方山因此而被改称为崇山，其意味不言自明——班固《汉书·地理志》在谈及颍川郡崈高县时说：“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庙。古文以嵩高为外方山也。”
由此可以看出，陶寺遗址，乃至之后的登封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等的建城理念都是“独占地中以绍上帝”。裴骃《史记集解》所云“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中国”在这里有了切实的意味。
陶寺遗址发掘出的城址及文物性质表明，她已经具备了最初中国的形态，尽管她作为一个国家很多功能还不完备，尽管她的实际控制范围还仅限于晋南一带，但她是公元前年以后元中国时代实力最为雄厚、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古国。她上接炎黄文明，下启二里头夏代文明，成为年中华文明链条上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点。
——摘自李琳之：《元中国时代：公元前～前0年华夏大地场景》，个别地方有改动。因阅读流畅需要，删去了注释部分。
作者简介
李琳之，历史学者，出版有《中华祖脉》《家国往事》《祖先，祖先》等十余部著作。其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前中国时代：公元前~前年华夏大地场景》《元中国时代：公元前~前0年华夏大地场景》和由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晚夏殷商八百年：大历史视野下的早中国时代》三部著作，构成了其从公元前至前年一个完整的上古史体系，是国内外第一套用考古学结合文献学揭示出黄帝至周初历史发展脉络的系列图书。
李琳之著，研究出版社，年6月
《晚夏殷商八百年》自年6月出版后，先后入选了长安街读书会年6月第5期好书、百道网年7月好书、中国出版集团年第4期好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网“社科好书”、今日头条好书等推荐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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