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黄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大家熟悉的一句成语，用以形容时过境迁、今昔巨变或世态炎凉。至于是否真有一个地方，三十年前在黄河的东面，三十年后又到了黄河的西面，恐怕大家并不一定在意。但在黄河的变迁史上，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而且这样的变化往往还要不了三十年的时间。
一、大庆关沧桑和洛水、汾水入河之谜
在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东三十里有个蒲津关，又名临晋关，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名大庆关。从战国时魏国设置起，一直是控制关中和河东黄河两岸津渡的重要关隘。由于大庆关正处在黄河河道频繁东西摆动的一段，所以随着黄河河道的改变，时而在河东，时而在河西。例如明朝隆庆三年（），黄河直逼朝邑县（治所在今朝邑镇）东门，大庆关所在地成了河东。第二年黄河突然东移到了蒲州府城（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西门，大庆关回到了河西。可是黄河忽然又转向朝邑县，在大庆关与县城间穿过，大庆关又变成了河东。两年之间，大庆关竟然两次变换了河东、河西的位置。到了万历二十六年（）黄河河道再次向西摆动，大庆关被隔在河东，于是在朝邑县东七里设置新大庆关。但在这以后，黄河水道仍在不断地东西移动，仅仅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就改变了多次，以至旧大庆关和新大庆关（年后为平民县治）都已被冲得踪影全无了。
老牛湾，黄河入晋出现如此剧烈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黄河中游的特殊地理条件。黄河中游从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村（镇）开始，以下至禹门口约千米，都穿行在晋陕峡谷之间，河床仅宽—米。然而一出禹门口，两岸突然开阔，有些地段完全是一马平川，毫无地形约束，河床扩展至几千米。到了老潼关和风陵渡之间，河道受到山岭阻隔，折向东流，形成一个狭窄的口子。一旦上游来水增加，无法从这个口子中及时宣泄，就会在禹门口以下这一段泛滥，河道任意东西摆动。
所以，自古以来受到河东河西影响的绝不止一个大庆关。
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沟洫志》中记载洛水（今北洛河）的终点，一处说是流入渭水，一处却说是流入河水（黄河）。有人不了解实际情况，对作者提出了批评。其实这倒不是作者的错误，而是他记录了不同年代的情况，因为洛水的确有时注入渭水，有时直接注入黄河。要解开这个谜，也得从黄河这一段河道的摆动上找原因。原来在黄河向西移时，北洛河就流入了渭河。这种变化近代还在发生。年，黄河还是从旧大庆关西流经赵渡镇与北洛河会合的，但从年开始河道逐渐东移，到年某一天夜间突然改道直下潼关，北洛河就不再流入黄河而改入渭河了。
东岸山西的汾河流入黄河的地点同样经常改变。当黄河东移时，汾河就北移到山西河津县西南入黄河；而当黄河西摆时，汾河的入河口也随之移到万荣县西南的荣河镇一带。直到20世纪，这种变动还在发生。
在黄河上游也有两段经常变化的河道。一段是自宁夏青铜峡至石嘴山，黄河流过平坦的银川平原，河道经常东西摆动。另一段是出蹬口后，黄河进入了河套平原，在由南向北折向东，又折而南的过程中，既有东西摆动，也有南北位移，因而曾经有过北河、南河的名称。在6世纪以前，由于河水的决溢滞积，还形成过一个东西宽60千米的湖泊——屠申泽。
不过由于黄河上中游这样的地段毕竟不多，平原面积有限，即使泛滥，受到影响的范围也不会太大。加上这段黄河的水量和含沙量都还不是最大，比起下游河道大幅度变迁和造成的巨大后果来，显得有点微不足道。
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示意图（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鲍俊林绘）
二、变化莫测的下游河道
黄河在潼关折向东流后，继续穿行于山岭峡谷之间，河道依然受到约束。过河南孟津后，北岸虽已进入平原，但距岸一二十千米内有一道低矮的黄土冈，南岸仍然是邙山和广武山脉。因此尽管这一段河道有过南北摆动，但幅度不大，影响范围也有限。可是一出桃花峪（京广铁路西），向东直到入海口都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北岸在太行山脉以东直至燕山山脉，南岸直到大别山，中间只有山东的鲁中南丘陵山地，这就给黄河的决溢改道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
根据现存历史文献记载，在年以前的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至少有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最重大的改道有6次。洪水波及的范围，北至海河，南至淮河，有时还越过淮河而南，影响苏北地区，纵横25万平方千米。如此频繁、如此大范围的灾害对生命财产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更难一一说清。但是另一方面，黄河下游曾经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舞台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类的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活动也对黄河的变迁起着直接的作用。由于黄淮海平原到处都受过黄河水沙的洪流和淤淀，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地理面貌也已发生过巨大的变迁。
01筑堤前的泛滥漫流
关于黄河下游河道经流的具体记载最早见于《尚书·禹贡》《山海经·山经》和《汉书·地理志》，大致反映了战国或更早的春秋时期的形势，再以前的情况就无法通过文献资料来复原了。但是如果注意一下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成果，就不难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不论是新石器时代或是商周以至春秋时代，在河北平原（包括今豫北、冀南、冀中、鲁西北）的中部都存在着一片极为宽阔的、空无聚落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既无这些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没有任何见于可信的历史记载的城邑或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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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黄河流经河北平原时，没有堤防约束，每遇汛期，免不了要漫溢泛滥，每隔一段时间又免不了要发生改道。这类泛滥和改道非常频繁，因此在其波及范围内，人类不可能长期定居，形成了这样一片空白区。这就说明，即使在战国以前的数千年间，黄河下游河道也已经改变了不知多少次，之所以没有留下记载，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无征，但更主要的是由于改道的波及范围还是无人区，周围也都还人烟稀少，所以没有对人类生存和生活造成什么影响，自然也就不会被人们重视而加以记载。
《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大致成书于战国后期，记载了黄河下游的流向。《山海经》中有一篇《山经》，成书时间比《禹贡》稍晚，它并没有关于黄河下游流经的具体叙述，但其中的《北山经·北次三经》中却记录了不少黄河的支流。将这些支流注入黄河的地点连接起来，就能一定程度上复原出当时黄河下游的河道所经。《禹贡》河和《山经》河都是从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开始的，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古宿胥口，又东北经魏县东、曲周县东北、广宗县东，至深县南分道：《禹贡》河折东经武邑县北、青高县西南，又东北至今天津市东南入渤海；《山经》河自今深州市南北流至蠡县南，折东北至霸州市南，东流至天津市区南部入渤海。这两部著作是战国时的，但记载的河道却反映了战国前的情况。这显然是由于这两条河道的存在离当时还不久，人们记忆犹新，而且这两条河道的局部依然由其他河流在使用。这两条河道并不是数千年间仅有的，只是其中比较经常流经的、主要的而已。有时黄河下游还同时并用多股河道，局部的多条河道并存就更多了。
《尚书校释译论》，顾颉刚、刘起釪著《汉书·地理志》是《汉书》中的一卷，写成于公元1世纪后期。它所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就是西汉时见存的，但也是自春秋战国以来早已形成了的。也就是说，除了《禹贡》河和《山经》河，战国以前黄河有时也使用这一条河道。这条河道在宿胥口以上与前两条相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今濮阳县西南长寿津，自长寿津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折北至东光县西，又折东北至黄骅市东入渤海。但在筑堤以前，这也只是黄河主要河道中的一条。
02战国筑堤，首次改道
在黄河下游两岸较大规模地修筑堤防大致是在公元前4世纪40年代左右完成的，从此结束了长期以来多股分流、频繁改道的局面，固定在《汉书·地理志》的河道了。这可以看作为黄河下游第一次重大的改道，也是第一次人工改道。
河道经堤防固定以后，加快了泥沙的堆积，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即西汉前期开始，出现了频繁的漫溢决口。西汉期间，见于记载的决溢有11次，其中10次都发生在今河北东南和山东西北一带，最严重的一次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黄河在东郡濮阳瓠子口（今河南濮阳县西南）决口，洪水东南注入巨野泽，由泗水流入淮水（淮河）入海。这是见于记载的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当时任丞相的田蚡的封邑鄃（今山东平原县西南）在河道北边，河水向南决口使他的封邑不再受到威胁，对他有利，所以他一直阻挠堵口。结果洪水泛滥于16个郡，历时20余年，直到元封二年（前）才将决口堵住。以后，在今河北大名县以下又发生了几次局部的改道。
03二次改道，长期稳定
王莽始建国三年（11），黄河在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县东）以下决口，向东泛滥至好几个郡。但因王莽的祖坟在元城，河水决向东流使元城更加安全，所以王莽不主张堵口，听任水灾延续了近60年，造成黄河第二次重大的改道。直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间，才在王景主持下，动用数十万民工进行治理，固定了一条新河道。这条新河大致从长寿津（今河南濮阳县西旺宾一带）分出故道，循古漯水河道经今范县南，在今山东阳谷县西与漯水分流，经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利津县入渤海。
新河道比较顺直，长度比原来缩短，更主要的，中游的泥沙来源有了显著减少，所以在形成以后的近年间一直比较稳定，见于记载的发生在下游的决口泛滥仅4次，灾情也不严重。
公元7世纪中叶以后，黄河下游的决溢次数又开始增加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频繁，地点也越来越集中。7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共决溢12次。从10世纪初至11世纪40年代的年间，决溢95次，主要集中在今河南浚县、滑县至濮阳、清丰（治所在今滑县旧滑城）河段。这一河段河道狭窄，滑州（治所在今滑县旧滑城）两岸土质疏松，河岸容易崩溃。到唐末五代时河床已经淤高，割据政权在混战中又常常人为扒开河堤，以水代兵，造成这一段河堤残破不全，一遇洪水就容易溃堤成灾。如后晋开运元年（），黄河在滑州决口，淹没了曹、单、濮、邺等州，洪水积蓄在梁山周围，将原来的巨野泽扩大为著名的梁山泊。
04三次改道，北流入海
北宋庆历八年（）六月，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县东昌湖集）决口，北流经今滏阳河与南运河之间，下游合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市入海，形成宋代黄河的北派。这是宋代黄河北流由渤海湾入海的开始，也是黄河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的改道。嘉祐五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县西）决出一条分流，东北流经西汉的一段故道，以下循西汉的笃马河（今马颊河）入海，称为二股河，是宋代黄河的东派。在这以后至北宋灭亡的近70年间，黄河有时北流，有时东流，有时两派并行，还有时向东决入梁山泊，分南北清河入海，黄河下游的变迁极其紊乱。
《宋史》（二十四史繁体竖排）05四次改道，夺泗入淮
南宋建炎二年（）冬，宋人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滑县以上的李固渡（今滑县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人为决河，新道东流经李固渡，又经滑县南、濮阳、东明之间，又经鄄县、巨野、嘉祥、金乡一带，注入泗水，再由泗水入淮河。从此，黄河离开了春秋战国以来流经今浚县、滑县与滑县南旧滑县城之间的故道，不再东北流向渤海，而是以东南流向泗水、淮水为主要趋向。这是黄河历史上的第四次重大改道。
原来黄河从浚、滑之间东北流后，西面有太行山，东南有山东丘陵的约束，只能在河北平原上摆动。现在在滑县以上就改了道，不再受到这样的控制。下游的河道就折向东或折向南，在豫东北至鲁西南地区摆动了。黄河干流的摆动趋势是越来越向东南，决口的地点也越来越向上（西）移动。决口开始在今山东巨野、寿张、郓城、曹县一带，河道决入梁山泊，分南北清河入海。以后决口逐渐西移至今河南汲县、原阳东部和延津一带，河道已流至开封府境内。到元朝初年，黄河已经改由虞城（今河南虞城县北）、砀山（今安徽砀山县）二县南，东经萧县（今县东北）至徐州入泗水了。而且除了干流外，黄河还分出几股岔道来，同时并存，迭为主次，但都注入泗水，又由泗水汇入淮河，以淮河下游河道为入海口。
发生这样的变化有自然方面的原因，这是由于河道进入豫东北和鲁西南后，都在平原漫流，河床变得又宽又浅，很容易变化。两岸虽然也筑有堤防，却都是沙土构成，洪水一冲就垮。但人为因素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地区属于金朝，但接近南宋，金朝害怕大规模堵塞决口、修筑堤防的劳役会引起百姓不满，让宋人有机可乘。而且金宋之间最初缔结和约曾规定双方以黄河为界，河道不断南移，金朝占有的疆域就越扩大，所以金方故意不固定河道，听任多股分流的局面长期存在。
06五次改道，夺颍入淮
年，蒙古军围攻金的归德（今河南商丘市梁园区南），在归德凤池口（今商丘市睢阳区西北22里）决开河堤，河水夺濉河入泗水，这是黄河第一次走濉河。年，宋军进入开封，蒙古军南下，在城北20余里的寸金淀决黄河淹宋军，河水由此南流，夺涡河入淮河，这也是历史上黄河第一次走涡河。元至元二十三年（1），黄河在原武、阳武、中牟、延津、开封、祥符、杞县、睢州、陈留、通许、太康、尉氏、洧川、鄢陵、扶沟等15处决口，分为三股：一股经陈留、杞县、睢县等地，由徐州入泗河；一股在中牟境内折而南流，经尉氏、洧川、扶沟、鄢陵等地，由颍河而入淮河；一股在开封境内折而南流，经通许、太康等地，由涡河而入淮河。这是黄河在历史上的第五次重大改道。至此，黄河已经在太行山东麓至黄淮平原西缘的整个华北平原上绕了一圈。
至正四年（），黄河在曹县白茅堤向北决口，淹没了豫东、鲁西南各地。到至正十一年，由贾鲁主持治河工程。他坚决主张堵塞北流，让黄河向东南走由泗河入淮河的故道。最后修复的这条河道被称为贾鲁河，大致是经今河南封丘南、开封北，又经东明、兰考之间，又经今鲁豫交界处，又经商丘北、虞城南、夏邑、砀山之间，再东经萧县北，于徐州入泗水，循泗水入淮河。
至正二十六年（）后，黄河的干流又向北移，流入今山东境内。明洪武元年（），黄河在曹州双河口（今山东菏泽市东北双河集）决口，东流至鱼台县境内。但从洪武八年至二十四年，黄河干流又向南摆，恢复了贾鲁河的故道，并不时向南决入颍河、涡河等水而汇入淮河。
洪武二十四年（），黄河在原武黑洋山（今河南原阳县西北）决口，折而东南流，经开封城北五里，折南经陈州（今淮阳县）后循颍河入淮，被称为“大黄河”；原来的贾鲁河因水量减少，被称为“小黄河”。此后直到16世纪中叶（明嘉靖中），黄河的河道仍然频繁地南北摆动，同时多股并存，迭为主流，变化非常紊乱。另外由于人为的因素，河道逐渐向单股流入淮河的趋势过渡。
明代永乐以后迁都北京，每年必须通过南北大运河由南方输送大批粮食和物资。明朝的皇陵（明太祖父母陵墓）在凤阳，祖陵（明太祖祖先陵墓）在泗州（今江苏泗洪县境，已沦入洪泽湖）。因此在治河时必须考虑两个前提：一是保证南北大运河的畅通，二是保护皇陵和祖陵的安全。当时徐州至淮阴的黄河就是运河的一段，所以如果徐州以上的黄河向南决口，夺涡河、颍河入淮，这一段运河就会缺乏水源；同时因黄河南流入淮，又使淮河水量骤增而下泄不畅，引起决溢，威胁二陵的安全。但如果黄河向北决口，就会夺汶水由大清河入海，大清河以北以汶水为水源的会通河（运河的一段）北段将有断流的危险。
凤阳明皇陵因此当时最理想的河道是由金乡、鱼台一带汇入运河，这样就既接济了缺水的山东运河南段，又保证了徐州以下河道的流量。正因为如此，永乐九年（）曾人工恢复了一条决黄河水入泗水的河道，以后也曾多次想引黄河水回到这条故道。由于治河的主要目的在接济运河，对黄河并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所以在开封一带的决口仍然很多，终于酝成更大的决口。
弘治二年（），黄河在原武至开封南北多处决口，黄河分成南北几段。全河流量的十分之七由决口北流，十分之三由决口南流。到第二年开始，黄河下游形成了比较固定的汴河、涡河、颍河三道，而以汴道为干流。经过弘治三年和七年两次大规模的治理，下游河道的险工段由开封一带移到了黄陵冈曹县段，特别是曹县境内。北决是当时河道变迁的主要倾向，黄河与运河的交汇口也不断北移。总之，南北交替决口，周期性的恶性循环，成为这一阶段河患的主要特点。
嘉靖二十五年（）以后，黄河下游分成多支的局面基本结束了。以后经过潘季驯的治理，河道大致固定在今天的地图上还能见到的淤黄河一线。尽管有时还有决口及改道，但不久就恢复故道。由于河道固定，泥沙开始堆积，干流的大部分河段逐渐成为高于两岸地平线的“悬河”。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首都，保持运河的畅通依然是清政府治河的主要目的。所以明清两代对河南、山东河段的治理着重于固定河道，不断修筑和加固堤防。尽管决口仍时有发生，但一般不久就被堵塞。明朝最严重的一次水灾是人为的决河。崇祯十五年（）开封城被李自成起义军包围，明朝方面企图引黄河水淹李自成军，在城北扒开河堤，结果开封城被淹，洪水由涡河入淮，造成极大的灾难。清初黄河回复到故道，开始时在阳武、封丘、祥符、陈留一带仍有多次决溢，但从17世纪中叶起，河南境内的黄河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时期，持续了约一个世纪，这可能与康熙年间靳辅治河所采取的工程措施有关。
从乾隆中期开始，河南境内的河道又逐渐淤高。二十六年（）的一次特大洪水，造成武陟、荥泽、阳武、祥符、兰阳等地15处同时决口，大溜（主要一股水流）自中牟直冲贾鲁河。嘉庆二十四年（）又在武陟马营坝决口，造成以下河段普遍淤滩。如原武、阳武一带原来河堤和堤外滩地的高差有一丈八尺，决口后减少到八九尺，这当然会大大降低堤防的防洪能力。加上进入19世纪以后河堤又长期不修，两岸的决口就更加频繁。道光二十三年（），黄河在中牟九堡决口，正溜从今贾鲁河入颍河，旁溜（次要一支水流）从涡河水道注入淮河，豫东南、皖北大面积受灾，是中国近代史上黄河最大的一次水灾。
山东河段的变化就更大了。自嘉靖二十六年（）后的四五十年间，曹县以下的黄河、运河交汇口不断移动，又经常分成散流冲入运河。如嘉靖三十七年黄河在曹县新集（今河南商丘市北30里）决口，分成秦沟、浊河等六股，在沛县至徐州之间决入运河；另一股在砀山县东又分成五股，至徐州注入运河。北面的六股以后并成了秦沟一股，但另外又有一股从丰县决出，分成13支流入运河和昭阳湖地区。到万历五年（），黄河在秦沟以上的崔家口（今安徽砀山县东北）决口后改走今地图上的废黄河至徐州入运河，以后河道基本固定，水患有所减轻。
徐州至淮阴段原来变化较小，决溢不多，但到明嘉靖以后成了下游决口集中的一段。如万历初年，桃源（今江苏泗阳县）上下就有崔镇等大小决口19处。所以到隆庆年间（—），这一段已经成为河工的关键，万历初潘季驯治河时也以此为重点，结果使这段河道在今地图上废黄河一线固定了下来。
今天的江苏淮安市是当时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交汇口，又称清口。由于黄河泥沙的长期淤积，清口淤塞日益严重，到万历时已只剩云梯关一道入海了。而在海潮顶托下，河口形成积沙，不断向海中延伸。从清初以后，下游河道决溢的重点有下移趋势，所以康熙十六年（）开始，靳辅就将治河的重点放在清口以下的河段。经过这次治理，大量泥沙排出海口，但河口泥沙依然不断堆积，河口向海中继续延伸，河道的坡降越来越小，这就加速了河口以上河身的淤积。
清嘉庆、道光以后，黄河下游河道已经淤废至相当严重的程度，就是一般洪水都会普遍漫滩，稍不注意就发生决口。在乾隆年间，洪泽湖可以积蓄淮河的清水，使水面高出黄河水面七八尺或一丈余，能起到冲刷黄河泥沙的作用。但在黄河河床被迅速淤高后，嘉庆元年（）经过测量，才知道黄河底已比洪泽湖底高一丈至一丈六尺。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新的大改道就不可避免了。
06六次改道，复归渤海
咸丰五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决口，洪水先向西北淹了封丘、祥符等县，又向东漫流于兰阳、仪封、考城、长垣县后，分成二股：一股出曹州东赵王河，至张秋穿运河；一股经长垣县流至东明县雷家庄后又分为二支，都向东北流至张秋镇，三支会合后穿过张秋运河，经小盐河流入大清河，最后由利津牡蛎口入渤海。从曹州流出的那一股三四年后就淤塞了，后一股就成了黄河的正流。从此黄河结束由淮河入海多年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湾入海。这就是黄河历史第六次重大的改道。
决口发生时，正值太平天国起义军据有长江流域，捻军活跃于江淮之间，清政府忙于镇压，顾不得黄河水灾。朝廷内部在将黄河挽回徐淮故道，还是任其从山东入海这一点上争论不休，这种局面就存在下去了。决口后的20年内，水流在今黄河稍北的北金堤以南，今曹县、砀山一线以北、运河以西的三角冲积扇内漫流，没有固定的河道，洪水暴涨时就在兰阳、郓城、东明等地到处决口。民间只能沿河修筑民埝以维护局部的安全，这为后来堤防的形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到同治十二年（），南流北流之争还未结束。山东巡抚丁宝桢因山东受害最大，仍要求恢复徐淮故道，直隶总督李鸿章认为决口已近20年，口门宽至10里，已无财力人力将黄河挽回故道。由于实际上已不可能复流，于是只能在民埝基础上筑堤。光绪元年（）开始在南岸筑堤，第二年菏泽贾庄工程完成后，河水就全部由大清河入海了，这就基本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的河道。
新河道形成后，有过两次重大的决口改道：一次是在年发生了特大洪水后，上游的蹬口、中游的永济都有决口，下游从温县至长垣多千米内决口达52处，灾情严重。另一次完全是人为因素，年6月初，蒋介石为了利用洪水阻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西进，下令扒开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大堤，黄河向东泛滥于贾鲁河、颍河和涡河之间，洪水沿淮河泻入洪泽湖、高宝湖，汇入长江。这次受灾面积达54万平方千米，死亡失踪89万人，历时9年半，后果极其惨重。
黄泛区航拍照片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提出“黄河归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政府顾全大局，照顾黄泛区人民的利益，说服动员已在故道河床内居住的40万居民迁出，并自年4月起与国民党方面签订了一系列协议，在“先行复堤，迁移河床居民，然后再堵口合龙”的条件下，同意河归故道。年3月花园口堵口，黄河复归故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同样经历了多次洪水和特大洪水，黄河再也没有发生决溢改道。
（本文摘自《黄河与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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