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山西的商业市镇,平遥以平遥市楼碑

清代山西的商业市镇，平遥——以平遥市楼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选自《晋阳学刊》年第6期，乔　　南

摘要：平遥是晋中著名商业城镇，清乾隆以降，商业贸易逐步进入鼎盛时期，随着票号的创办，逐渐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由晋中商品集散市场渐渐成为中国金融中心。从现存于平遥古城市楼的一批碑刻资料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中，可以具体看出平遥城内当时的商业面貌。

一

平遥古城，平遥县治所在地，位于山西省汾河谷地，是清代山西著名的商城之一。平遥县明清两代属汾州府，是汾州最东面的一个县，东邻太原府，东南与潞安府、沁州接壤。明清时，从秦陇通往京城的京陕驿道，由介休义棠驿入平遥县杜村境，到平遥城下西门，穿城内东西大街，出下东门，过惠济桥，经洪善驿，至曹冀村出境，通往祁县贾令驿，境内全长28公里。《山西通志》（雍正年版）载，清雍正十二年（年），本县对外通道分为孔道和小径两类，孔道是重要通道，小径次之。时有东南至武乡县、西南至介休县、东北至祁县、西北至汾阳县4条孔道，皆为土路。小径有西至孝义、北至汶水2条。乾隆至道光年间，随着本邑商业的逐渐发达，票号业兴起，交通道路发生了新的变化，开辟了本邑沁源县再经上党盆地达河南怀庆府的南货输入大道，素称平（平遥）豫（河南）大道。本邑曾两次拓宽果子沟村以南至武乡、潞安的山路；同期，还开辟了本邑经汾阳、离石等县，跨黄河、入陕北、达宁夏的商品输出大道，素称平（平遥）宁（宁夏）大道。此外，平遥城附近有多条河道贯通：发源于县城东南部的刑村河，与其邻近的超山河在平遥城东交汇，并为一河，称中都河。中都河在平遥城外向西北方向流入东西流向的长寿河，最终汇入自东北而来，向西南而去，流过平遥县境内的汾水而达于晋南。

明清时期平遥县城商业的繁荣，主要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平遥，地仅百里，而西通秦陇，北达燕京，洵乎腹地要区，邑称繁剧也。”[1]平遥因此而成为山西中部与山西南部商品流通的枢纽。

另外，平遥人地比例不均衡，人多地少，物产匮乏，食不敷用是促进平遥成为晋中最早、最大的一个商品集散市场的内生性原因。平遥地区人地比例不均衡从乾隆朝的《汾州府志》和光绪朝的《平遥县志》中可以反映出来。“乾隆三十一年，县内人口丁，咸丰年间，清查户口，户口，共人，光绪七年，清查实在户口，人，平遥实在熟地顷58亩4分1厘7毫4丝5忽7微3织1沙2尘（这一数据与清乾隆三十七年的《汾州府志》所记载土地数量相同）。”[2]我们姑且认为乾隆年间平遥县男女比例正常，那么，乾隆三十一年平遥县人口大概有10万左右，这样乾隆年间平遥县每人平均1亩土地；咸丰年间平均每人0.3亩土地；光绪年间平均每人0.5亩土地。且平遥地处中纬度地区，由于地域资源和气候条件的差异，蚕丝、盐、铁冶不及上党、河东，农作物只种秋麦，而不产棉花、烟草、油料等经济作物，因此，人们生产生活所需要的丝绢、食盐、铁货、棉花、旱烟以及粮食需从上党、河东和陕西输入，油料和胡麻油则贩自晋西北岢岚州一带。

平遥古城是我国汉民族中原地区县城的典型代表。其城墙周长十二里，高三丈，四周有六座城门，东西各二，南北各一，有瓮城。古城平面方正端庄，由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小巷道呈井字或丁字形相交，不论大街小巷，大多是南北向或东西向的直线，经纬交织，有条不紊，轴线突出，主从分明，动静有致，布局严谨。正对城门的主干道上，沿路设店铺，跨街立牌坊，形成大街。大型的宗教建筑也常在主要街道的路旁。古人绘制地图，取法“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在平遥古城的平面图上，由城隍庙街、衙门街、南大街和东西大街连成了一个“土”字，也许这就是堪舆家说的“土居中央”了。在主干街的两旁，不断有纵横支生的巷陌，织成了居民区的交通网络。平遥城的地形以西南最高，衙属即建在城之西南部。南大街为城中轴线，在中轴线以东，与衙属对称的位置上建有城隍庙，这座奉祀城池保护神的庙宇，位居衙属的上首，同封建统治中心一道，“人神共治”。在远离衙属的南部，有文庙、武庙，格守“礼制”秩序，文东武西，对称排列。

平遥古城有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四条主干道，称为四大街。南大街，是正对南门方向的南北大街，它与东面的东城墙和西面的沙巷街平行且距离相等。古代“寻龙点穴”的“金井”就在这条街上，“金井古楼”横跨街心。南大街南起兴国寺门前，北至东、西大街的衔接点，全长米（从南城墙算起为米）。鸡市口是南大街往南的一个地名，只有从鸡市口往北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南大街，其全长米，是明清时期平遥城里主要的商业街市，大街两旁店铺林立、许多著名的字号都在此有过铺面。

北大街，初称北门大街，俗称北门头，是正对北门的南北向主干街，北起瓮城脚下，南至西大街，长米，宽4米，道路南高北低，与东西城墙平行，而且距离几乎相等。街道两旁古老的房舍，高低错落，“前店后居”者甚多。到清代晚期，酱店、粉房、糟房（酒作坊）、药铺、车行（木业）、褶子铺（帐簿作坊）、栈房、钱庄、质局、当铺等，在这里形成一条行业街。

东大街，是正对下东门（亲翰门）的一段东西向的主干街，东起亲翰门里，西至南大街北端，长米，宽5米。从秦陇通往京城的京陕驿道由平遥城东、西大街穿越而过，所以东大街既是交通要道，也是消费性很强的商业街。街道两旁以店铺为主，间有各业作坊。京货、布庄、杂货铺、烟店、梨店（干鲜果店）、粮油店、肉铺、药店、剃头棚、钱肆、当铺、凭铺、柜架铺、皮箱铺、漆器店、皮货店、古玩店、酒肆等，开设有多家。大街的东端北侧，有麓台庙废墟和县内规模最大、创建最早的道教建筑清虚观。

西大街，是正对下西门的一段东西向主干街，西起凤仪门里，东至南大街北端，长米，宽5.1米。明清时期，在大街西段，设有多家客栈、货栈。而东段则多“前店后厂”、“前店后居”的店铺。

乾隆年间，随着商业的发展，平遥城内南大街、西大街、东大街、北大街、城隍庙街、衙道街（今政府街）等几条主要街道店铺林立，不少店铺以经营大批量、大宗项的中转业务为主。各种南北货物源源不断地载运进古城，再发往外省、外县。至光绪朝，平遥城内设有“衙巷二市、十字街一市、市楼街二市、东街二市、西街二市、大西城二市、小西城二市、南门街二市”[3]等多个市场，较前朝更加繁荣。

清乾隆朝以降是平遥城大幅度发展时期，这从对平遥城标志性建筑———市楼的浩资巨大的五次重修可明显反映出来。据现存市楼碑刻记载最早对市楼进行的大规模翻修是发生在乾隆二十三年（年），此后又相继在嘉庆十八年（年）、道光十七年（年）、同治八年至九年（—年）和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元年（—年）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重修。

市楼位于县城中心，贯通南大街南北。市楼东南脚下有水井一眼，世传“井内水色如金”，故又名“金井楼”。为本县古十二景之一。市楼为三重檐木构架楼阁，高18.5米，黄绿琉璃瓦顶，歇山造。底层面阔进深各3间，占地.4平方米。平面呈方形，南北向为通道，东西筑砖石台基，四角立通柱，外包砖墙。东西各有券门一道，四周围廊，柱间栏额、平板枋联接，上施斗拱，一斗二升交麻叶，明间平身科一攒。平座斗拱为五踩重翘，平身科两攒，角科有附角斗，相拱做成鸳鸯交首拱，滴珠板狭长，全部斗拱外露。二层平座筑廊，前后隔扇门装修，内施楼板，设神龛，南向供关圣大帝，北向祀观音大士，另有奎星阁。屋顶装天花板，上层檐下，斗拱七踩，平身科三攒，皆出翘，角科诸拱排比，均为清代特有的手法。楼顶施色彩琉璃瓦，嵌镶成南“喜”北“寿”的精美图案。市楼为市井装点性建筑物，是县城内唯一楼阁式高层建筑，长期以来被看作平遥城的一项标志性建筑。市楼下存有多块碑铭，其中乾隆二十三年《今将捐资姓名开列于后》、嘉庆十八年《重修市楼碑记》、道光十七年《重修市楼碑记》、同治九年《整修平遥县市楼碑记》、宣统三年《整修平遥县市楼碑记》等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市楼几次重修和改扩建的经过。同时也反映了平遥逐步繁荣的过程。嘉庆十八年（年）《重修市楼碑记》记载：邑地“迩来商贩云集，居奇罗珍增前数十倍”。到宣统三年（年）《重修平遥县市楼碑记》记载，平遥城内“商战益烈，　　我邑当为商务之中心点”，更说明了平遥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重要地位。

表1可见，市楼从乾隆二十三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在长达年的时间里，共进行了5次大规模的修缮和翻新，其间的每次重修都开支浩繁，如嘉庆十八年的重修，耗银五千余金；同治八年———九年的重修也费银一千伍佰余金；光绪三十一年———宣统元年的修缮，又开支四千三佰余金①。如此浩繁的修缮工程，显示了当时平遥商人的经济实力。

二

平遥市楼的屡次重修均是采用集资方式，利用屡次修建市楼所留下的镌有集资商号、银两的碑刻，可以对该城商业做进一步考察。

乾隆二十三年重修市楼碑记镌有捐资商众家，共捐银.79两，其中商号家，捐银.36两。单个字号捐资最多者是义合铺，施银16两；捐资最少者是协成铺、充元铺，分别施银6分。

乾隆年间参与集资的商号可以区分出的行业有：货栈旅店行、铁铺、烟铺、麻店、油店、花店、木厂、驴柜店、当行、钱铺、银炉、漆铺、帽店、箱店、酒店、锡铺、酱铺等行业。其中十家烟铺，四家铁铺，麻店或麻布行六家。说明当时平遥城内至少有以上行业存在。油店在各行业中捐资最多共捐17两占商号总捐资的7.82%；其后依次是：当行、钱铺和银炉等不同规模的金融业、货栈旅店行、烟铺、花店。其捐资额及比例见表2。

以下就占捐资比例较大的几个行业进行分别讨论：

油店行业中除丰裕油店是以个体身份进行捐资外，其他捐资油行均以集体形式出现，即阖油店行。这说明当时平遥城的油店行业已经较大规模，并有了相应的组织，从而使捐资行动表现出统一性。此外，由于油行是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行业，因此，其捐资较多也可以反映：其一，平遥当时的人口众多，对食用油的需求量较大；其二，平遥的货物集散功能，油店的产出销往外地、外省。此处的油多指胡麻油和大麻油，胡麻油及油料大都产自晋西北岢岚州一带；而大麻油是蓖麻子榨出的油，应该产自距平遥不远的孝义县。

包括当行、银炉和钱铺在内的金融行业总捐资名列第二位，表明当时的平遥现成金融业具有一定规模，特别是当行实力较强。金融业是市场的润滑剂，它起到融通资金、活跃市场的重要作用。发达的金融业是一个地区商业活动繁荣或商品交易频繁的象征。年重修市楼碑刻上共记载钱铺5家捐资3.64两、银炉2家捐资0.44两，当行共捐资12两，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当时平遥县城已经存在相当规模的进行小额信贷或抵押的金融组织。从当行的捐资数额及其组织形态来看，当时平遥城的当行已经具有相当的资本实力。这些小型金融组织的存在表明当地居民或小手工业对小额信贷的需要。

烟店在总捐资中名列第三，可见其资本实力较为雄厚。这里的烟指烟草，“（乾隆时）烟草处处有之。　　山西之保德州，凡河边淤土，不以之种禾、黍，而悉种烟草。”可见保德州在当时是出产烟草的主要地区之一。另外，曲沃地区也在当时盛产烟草。所以，平遥城内的烟店所售之烟主要是山西本省出产，但也不排除从外地输入。

花店名列第四，花店与麻店同属纺织业，可以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晋南曲沃、汾河谷地产棉。（明）吕坤《实政录》卷2“民务”记载：“榆次、太原等县民间织纺最多，府掌印官提取木匠十数名教习省下木匠，令作纺车、织机市卖。”另有（明）顾炎武《肇域志》记载：“绫：太原、平阳、潞安三府，及汾泽二州俱出。绸：出潞安府，泽州间有之。帕：出平阳府，潞安府泽州俱有，惟蒲州府及高平县米山出者尤佳。”省内有如此大的产棉区域，以及出产织品的地区，花店捐资名列第四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可知，城内规模最大的行业：油店行、当行等金融业、货栈旅店行、花行、烟行等都与粮食、油料、棉花、烟等产品的输入输出有关，货栈旅店行为客商提供服务的性质更为明显。

另外，乾隆三十一年（年），平遥城内木行为其祖师鲁班建祠，《建木行祖祠碑》载，木厂行6家：元盛厂、富东厂、德盛厂、乾雍厂、东义厂、合盛厂，共捐12两。木匠行捐银人名、字号81个，包括皮箱铺、车铺等，捐资最多者5两。木行有如此大的规模，我们可以认为其原因有二：其一，城内居民、店铺建筑的需要，皮箱、车辆的生产满足日常生活、经营的需要；其二，平遥作为商品集散市场，需要大量装载、运输货物的工具，木行的各项生产可以满足其需求。

平遥市楼的每次重修都采取集资修建的形式，在搜集到的众多碑铭中，嘉庆十八年《重修市楼碑记》所记载的嘉庆十八年（年）对市楼的重修是有记载以来规模最大，捐资最多的一次。此次共有多家商众参与募化，募得白银.34两。其中捐银字号多家，捐银.44两。此次重修“费金无虑伍仟两有余”，“发轫于季春之初旬，落成于孟冬之上浣，”历时将近一年时间，前后“约力作不减万有余工”才完成了对“市楼金井”这一平遥古城内具有象征意义和代表性建筑物的修缮，使之焕然一新。此外，还将所余款项用于市楼底部的石道重砌和加长，将以市楼为中心的南北四条大街也用石头重新修砌，更加方便了经常往来于这四条“车骑辐辏之经”的各地客商。

从年重修市楼碑刻中，可以明显看出的行业有：除了货栈旅店行、铁铺、麻店、油店、花店、木厂、驴柜店、当行、银炉、酒店等行业外，还增加了盐店、布铺、银楼、染料庄、颜料庄、洋货行、缎店、粉房、茶行、药材店、珠局、翠局、料铺、帐局、染房、面铺、干铺、押铺、印局、荷苞店、缸房、衣铺、船行、磨房、铜铺、肉铺等。说明平遥县城当时的工商业种类从零售业，到制造业，从金融业到运输业一应俱全，较之年碑刻所记载的行业丰富了许多。当然，我们不能断言年碑刻中没有的行业当时就不存在，而只能说明那些没有出现在乾隆二十三年碑刻中的行业，到年为止，其实力已经达到参与捐资重修市楼的程度。

以下，我们就一些碑刻中首次出现的行业进行分析：

年《重修市楼碑记》中记载了如松颜料、永隆颜料、永信颜料、长茂颜料、永裕颜料和公泰颜料等6家颜料行，此外，日升昌票号的前身———西裕成颜料庄也在碑记中有所体现，只是碑记中只记载“西裕成”募化两，布施24两，而未有“颜料”二字。染料、颜料，颜料商人的发展，同山西境内出产丝棉织物紧紧连在一起。人们用于衣着的丝、棉织物需要染色，于是推动颜料和染坊的发展。此外，其上游产业花店及麻店及下游产业布铺、缎店和衣铺在捐输名单中的出现，特别是衣铺的单独出现，一方面反映了服装制造业的分工细化；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由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得成衣制造业成为一个单独的行业，其资本已达相当规模。碑刻中反映，有广盛衣铺、永长衣铺、源长衣铺、复新衣铺、广裕衣铺和裕盛衣铺等六家衣铺集中在同一募化点捐资，说明其行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已经出现群聚现象。这种上游产业、中游产业和下游产业分工明确说明此时山西境内的织造产业链已初具雏形。值得一提的是，平遥的颜料业早在明末就涉足京城，经营颜料和桐油，并建立了平遥颜料行会馆[5]1。如此的颜料行发展规模，乾隆朝重修市楼碑刻或其他碑记应该有所反映，但就目前我们收集到的乾隆朝碑铭中，并无对平遥颜料商的记载，这有两种可能，其一，字号名称中没有“颜料”二字，使我们无法判断其经营业务；其二，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变革，颜料行发展渐趋式微，直到嘉庆朝才又逐渐兴起。

碑刻资料中反映了具有典当铺、帐局、银炉、押铺、印局、钱铺等丰富形式的平遥金融组织。在捐资的8家商号中有，典号26家、当铺58家、印局1家（支生印）、押铺1家（永和押铺）、钱铺1家（昌顺钱铺）、帐局1家（瑞丰帐局）、银炉1家（德盛银炉）。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平遥城内的金融业以典当业等为主要发展形式，同时小规模金融企业并存。当铺及典当业，是一种以抵押物品为主要形式的民间借贷组织。清代山西典当业在全国的影响与作用都很大，平遥作为山西省中部的重要商业城镇，典当业在当地的迅速发展就不足为奇。当时的典当业除了为居民生活消费提供抵押贷款以外，也为工商业融通一定的资本，而且利息大大低于居民生活贷款，典当业为棉、丝、粮商融通资本的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地出现在乾隆年间的江南地区[6]。这种多种规模和形式的金融业并存的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当时平遥商业的发达。

盐店，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卷2中记载：“运治物产盐，为大合两池所出，以供三省所需，美利溥矣”。另据康熙《介休县志》卷4“物产”记载，此县的辛武（地名）也有盐场。因此，碑刻所记载的平遥盐店中的盐多出产自运城和介休的辛武。

洋货行，随着中俄恰克图贸易市场的开通，平遥出现了经营国外商品的“洋货行”，另外，山西商人长途贩运至福建、两广一带，洋货从广州等沿海地区输入，由山西商人贩运回内陆销售。

粉房、面铺、酒行，其生产的原材料大都是粮食，山西自古就是农业省份，因此以自产为主。晋南地区的汾河谷地和陕西南部的渭河平原，以及太行山以东的华北平原是中原地区产粮食的重要区域，因此，在地狭人多的晋中地区以粮食为原料的上述行业的存在是以外部输入粮食为基础的。

碑记中记载大丰珠局、公盛珠局和永茂翠局分别捐银叁两、贰两和壹两，珠局和翠局首次出现在市楼碑刻资料中，这种专营奢侈品的行店的出现，说明当时的平遥城已经对该种产品的消费存在需求。另外，平遥，甚至山西本地并不出产“珠”和“翠”，“珠”产于沿海地区，而“翠”则产于新疆、甘肃、陕西或者云南等地区，这些货物的远道而来说明平遥当时已经与上述地区进行贸易往来。

茶叶是中国南部的物产，碑刻中记载义顺茶捐银10两，是对经营茶叶为主的字号对市楼重修捐资的首次记载。且该茶庄一次捐银10两，在单独商号捐资数额中排名靠前，说明该茶庄当时已经达到相当规模，资本实力已可见一斑。但嘉庆十八年碑中未见其他茶庄捐资的记载，有两种可能：其一，其他茶庄实力平平，还未被劝捐。其二，茶庄字号并未直接体现其经营茶叶的性质。山西商人在清代的商业活动中，很有特色地进行过茶树培植、茶叶加工及运销等工作。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茶叶加工。即当地一些茶叶作坊是置于山西商人的监督之下的。咸丰三年（年）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阻断晋商入闽办茶道路，山西商人改在湖北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洞、羊楼司一带栽种茶树，以供运销北方市场。因此碑刻中记载的义顺茶所经营的茶叶应该出产于福建武夷山区。

在碑刻资料中记载了两家船行即通源船行、合信船行的捐资情况，虽然两家船行各捐资仅一两，但其出现在捐资名单中说明平遥在陆路交通发达的同时，水路交通也在积极地发展当中，而其航道主要是汾河及其支流。

这一时期，众商号捐资也显现出许多同类型行业在一起捐资的明显特点，例如：以三和世记为首进行募化的27家商号中有典当行15家、以天源合为首进行募化的15家商号中有当铺8家、以丰盛康记为首进行募化的9家商号中有衣铺6家、以义盛赵记为首进行募化的4家商号中有船行2家、以望盛斋为首进行募化的10家商号中有磨房3家、以新诚铜铺为首进行募化的5家商号中有铜铺3家等等，另外洋货行、花店、布店、珠局、颜料庄、荷苞店、缸房等行业也呈现不同规模的聚集捐资现象，这里就不一一赘述。这种现象的出现说明行业间分工更加明确，行业内部联系更加紧密。

从年重修市楼碑记中可以看到捐资商号的数量较年有大幅度增加，各自所捐款项数额也有明显增长，捐资总计.34两。年《重修市楼碑记》中记载“兼之各街劝输一时凳疏者贰仟余金。继此募化远近士商三千余金。”可知平遥县城内各街捐银多两白银，而远近士商共捐银多两白银，那么募化银两总数应为多两，而从现有资料来看，募化银两总数只有.34两，这有两种可能：其一，现有年重修市楼碑记所记载的布施士商不全，可能存在另外一块碑刻记载其余士商名称。其二，现有的年重修市楼碑只记载了“碑记”中所提到的余金的“远近士商”的名称，而“各街劝输”者的名称可能记载在其他地方。

在众多捐资商号中，西裕成、颜恒兴、裕丰成捐银最多，各捐白银24两，其余商号各自捐银都不足20两。此外，西裕成和裕丰成分别是两个募化点的组织者，西裕成为首组织包括其在内的32家商号募化，得银两，这32家商号中有3家颜料庄、2家花店、2家洋货行、1家缎店，是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西裕成染料庄在染料及其相关行业中所具有的号召力。西裕成颜料庄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前身，在此次重修市楼中捐资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已经说明，它拥有雄厚的财力、较强的号召力，后来有能力创办全国首家票号也就不难理解。

从《重修金井市楼》碑（年）中记载的捐资商户可以反映，乾隆二十三年，城内著名货栈旅店商，有存仁店、信成店、天元店、和盛店、恒裕店等五家。另有《平遥古城志》记载：乾隆四十二年（年），城内著名货栈旅店增加到13家，分别是益成店、天锡店、丰盛店、通盛店、永盛店、天成店、合盛店、大益店、两义店、增源店、信成店、万顺店、悠远店。另具《平遥古城志》记载，到清嘉庆十八年（年），平遥的货栈旅店商发展到最盛时期。著名栈店有：恒升店、天裕店、光裕店、三元店、合兴店、忠义店、长盛店、义顺店、世隆店、合隆店、元丰店、长泰店、升元店、兴盛店、泰来店、协盛店、晋源店、全兴店、义和店、集义店、祥泰店、信诚店、大悦店、万亿店、通盛店、永顺店、德顺店、万盛店、逢源店、益天店、天锡店、涌聚店、协泰店、天兴店、协信店、复信店、裕隆店、晋太店、太和店、恒义店、广大店、悦来店、亨通店、正和店、通源店、复义店、允成店、永盛店、万亨店、泰和店、方至店、天盛店、丰盛店、天成店、谦德店。其中，信成店当时至少已有56年的历史；天锡、丰盛、通盛、永盛、合盛等店，当时也有37年的历史[7]。

将上述《平遥古城志》中记载的字号与《重修市楼碑记》（年）中所记载的捐资商号相对照，可以发现有大量字号相重合，这说明当时的货栈旅店业已具相当规模和实力，并积极参与捐资重修市楼；此外大批货栈旅店的涌现，也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内，平遥城已成为商品南来北往的集散之地。

道光十七年（年）对市楼的重修无论从参与捐资的商号数量还是集资总数来看，都是5次修缮中规模较小的一次，共有家商众参与集资，共捐银余两。其中，商号家，捐资.8两。但是，票号首次参与集资重修市楼，并且捐款数额名列前茅。据年重修市楼《众善乐输芳名碑记》载，共有日升昌记、蔚泰厚记、蔚盛长记、万成和记、新泰厚记、三和世记、天成亨记等7家票号参与集资，占集资商号的2.57%，以日升昌记、蔚泰厚记、蔚盛长记捐资最多，分别施银16两；万成和记施银12两；新泰厚记和三和世记分别施银8两；天成亨记施银4两，票号共计施银80两，占商号捐资总额的11.8%。在捐资最多的4家商号中票号就占了3家，排在各行业之首。此时距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记的诞生只有14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平遥票号由1家发展成7家，不论家数和实力，应该说发展是迅速的。当然也许当年存在于平遥城中的票号还不止7家，只不过碑刻中没有提到罢了。不论平遥修城、修志、修庙还是修市楼，票号所捐银两都超过所有集资行业，道光三十年（年）十月至咸丰六年（年）冬月，平遥筑城开渠，日升昌、蔚盛长、蔚泰厚等3家票号各捐两，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义兴永等4家票号各捐两，光泰永、万成和、聚发源等3家票号各捐两，隆盛长、日新中等2家票号各捐两，另外万盛和（碑残不知捐银数）等共13家票号，总共捐银两（不包括万盛和捐银）。这13家票号还与其他字号11家，共计24家共同管理城工总局帐簿①。

光绪八年（年）平遥县修志，有40家字号捐银助修县志，其中票号15家：日升昌、协同庆、百川通、协和信、蔚泰厚、松盛长、谦吉升、乾盛亨、蔚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长厚、蔚盛长、云丰泰、其德昌各捐银两，其他字号25家，有5家捐两，其余各20—80两不等[8]。

光绪二十四年（年）《补修清虚观新建纯阳宫碑记》中记载，捐银商众、村庄共有个，其中字号人名个，除个人或堂名个和4个行业外，字号个。捐资最多者50两，全部是票号。其中，票号12家：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天成亨、新泰厚、协同庆、协和信、蔚盛长、蔚长厚（各捐50两），乾盛亨（捐38两），其德昌（捐18两）②。

道光十七年以后的募化碑记中反映，平遥工商业越来越少将具体经营的项目列入商号名称中，取而代之的是较为统一的三字或四字店铺名称，说明商业文化的变革和进步。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识别其经营性质的困难。

同治九年《整修平遥市楼碑记》记载捐资商众家，捐银.4两，其中商号家，捐银.9两。其中票号捐银最多，日升昌记、蔚泰厚记（各60两），天成亨记、协同庆记、蔚丰厚记、新泰厚记、百川通记（各50两），蔚长厚记（45两），蔚盛长记、协和信记、谦吉升记、乾盛恒记（40两），其昌德记（10两），共两，列在碑首。

我们把捐资在10两以上的字号归为大商号；在3—10两之间的归为中等商号；在3两以下的归为小商号。其捐银数额及比例见表3。

从表3还可以看出，该碑刻中所记载的捐资商号除了有更加明显地体现，比如票号捐资最多且排在首位、店铺名称简化等特点外，还呈现出：其一，捐资数额较大的大商号相对增多，在捐资商号总数中比例增大（占捐资商号总数的24.46%）；其二，大商号捐资数额明显多余其他商号（占捐资总额66.2%）等一些新特点。

宣统三年《重修平遥县市楼碑记》载捐银字号家，同样，票号捐银最多被列在碑首。日升昌、蔚泰厚（各60两）、天成亨、协同庆、蔚丰厚、新泰厚、百川通（各50两）、蔚长厚（45两）、蔚盛长、协和信、谦吉升、乾盛亨（各40两），合计12家。

碑刻清楚记载了捐资商号、人名以及所捐数额，并汇总了市楼重修的收支总帐，此次市楼重修的资金来源共有七项；支出共有三十一项。见下表：

统共除讫净存钱：壹拾伍仟肆佰玖拾玖文。其中，收项中以现银进账的有：布施宝银肆仟叁佰柒拾伍两捌钱和香资银贰拾两壹钱两宗，共计银肆仟叁佰玖拾伍两玖钱。另外，以钱进账的有：香资贰拾伍仟肆佰玖拾文、卖旧木料麻绳叁拾仟叁佰捌拾伍文、换钱肆佰柒拾仟零玖拾两玖钱、换钱陆佰柒拾仟零壹佰玖拾柒文、卖家具、麻绳等钱叁拾柒仟叁佰陆拾壹文等五项，共计钱伍仟贰佰叁拾陆仟叁佰柒拾陆文。以上所收银钱均与碑刻中记载肆仟叁佰玖拾玖两玖钱和伍仟贰佰贰拾壹仟零柒拾文有一定出入。

对市楼的五次重修碑刻中始终没有发现对米行的记载，大概在于山西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不适应种植稻米，另外山西人不习惯吃米饭，所以山西对稻米的需求量较小，因此没有专门经营稻米的店铺。

山西盛产煤炭，为何在碑刻中没有看到有碳行或碳店的记载，有两个原因：其一，碳行可能经营规模较小，并没有参加重修市楼的募化行为；其二，也许有碳行参加了募化，但其字号并没有直接反映出它的经营性质，因此我们看不到有碳行的记载。

三

现将每次捐资商众数量、募化总银两数、商号数及其占商众总数比例、商号募化银两数及其占总银两数比例先列表简要述之：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五次参与重修市楼的商号家数及其捐银两数总的来讲呈上升趋势；其各自所占比例也在不断上升，到后来同治、宣统两次的修缮，商号捐资几乎占百分之百的比例。而重修的年限间隔也逐渐缩短，说明平遥商业的逐步繁荣和商号实力的逐渐增强。

自道光十七年（年）年起，票号开始出现在对市楼修建的捐银行列中，其参与集资的家数与所捐银两也在逐次增加，其在捐银总数中所占比例也不断增加。见表5

从上表可以看出，票号参与集资的家数在光绪九年达到13家，占捐银总数的38.48%，达到历次参与集资的最盛，与山西票号十九世纪60—90年代的大发展时间相符，到光绪三十一年，有10家票号参与集资，虽少于前次，但票号此次共捐两白银，占捐银总数34.53%，仍可看出其强大实力。

以上我们对清代平遥商业的发展脉络、流通概况分别进行了考察。明代平遥已有相当的发展，经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后，人口、商业发达程度都大不如前，进入清代，经济逐渐复苏，至乾隆以降，商业贸易逐步进入鼎盛时期，随着票号的创办，逐渐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由晋中商品集散市场渐渐成为中国金融中心。清代随着山西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平遥借助其地理位置优势，逐渐成为山西与南北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枢纽，尤其在票号产生之后，平遥更加成为华北地区，乃至中国的金融中心。清末民初，由于时局动荡和自身原因，山西票号相继倒闭和搁浅，平遥也因此而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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