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当地仍有上古遗风,出土文物证实为
陶寺遗址是距今年前的著名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面积万平方米，是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
在陶寺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恢宏的宫殿、王国仓储区、官方手工业区等。此外，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尧都所在，是最早的“中国”。
所处之地为山川形胜之处也首先，陶寺遗址位于一个平坦的大缓坡黄土台地上，具有通畅的排水条件，不易受到旱涝灾害的影响。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于农业生产和人类居住都非常适宜。在龙山时期，洪水频发，关中盆地渭河支流漆水河流域、洛阳盆地的伊洛河流域都发生过洪水事件，而陶寺所在的台塬比冲积平原地势高，可以避免洪水灾害。
多年前古人曾在此遥望塔儿山
其次，陶寺遗址还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这里由临汾盆地和塔儿山共同形成。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利于保护陶寺作为一个相对完整且有模糊边界的区域形成文明。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农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为了保护财富，复杂的权力机构和阶级应运而生，文明也随之诞生。
此外，陶寺遗址位于汾河东侧高高的略有倾斜的台地上，排水条件良好，而且有厚层黄土，适宜农作。在当时，这里气候温暖，有茂密的竹林和高大乔木，自然环境地区优越。
天下万邦兹为大邑陶寺遗址的中期，人们开始构建大规模的城址。这个城址面积达到万平方米，城市功能也有明确的规划。具体包括13万平方米的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建筑、仓储区、手工业区、普通居民区以及墓葬区等。
在陶寺遗址中，人们还发现了一些排水管，这些排水管的发现表明，在四千年前，陶寺文明的规划者就已经开始考虑地下排水问题。这也反映了陶寺文明的高度发达，表明了他们已经有能力进行复杂的城市规划和建设。
因此，从陶寺遗址的中期开始，陶寺就已经具备了高度发达的城市规划和管理能力。
宫殿区遗址
陶寺的宫殿区是该遗址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这个区域包括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庭院、廊庑等建筑，结构复杂、布局规整，显示出高超的建筑技艺和设计水平。
宫门复原图
已发掘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面积近平方米，这是迄今为止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上发现了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这些建筑的结构复杂、布局规整，显示出陶寺文明的辉煌。
此外，宫殿区内还发现了许多珍贵文物，如彩绘白灰墙皮、玉器、铜器、陶器等，这些文物反映了陶寺文明的高度发达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陶寺观象台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遗址，距今约年，是该遗址考古中重大的发现。
煌煌观象台印证《尚书·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陶寺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组成，呈半圆形，半径10.5米，弧长19.5米。其中主峰塔儿山位于东5号缝内。根据专家的研究和计算，这些缝隙原本应观察某座山峰，并且根据其他线索可以确定此山峰为塔儿山。因此，观象台遗址所在的古观象台用于观测太阳或月亮从某座山峰升起或落下的情况，以便制定或预测历法。
以不远处的塔儿山作为坐标参照物
这一发现证明了《尚书·尧典》上所说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
当地尧风犹存陶寺所在的临汾当地有临汾威风锣鼓，它是临汾市的一种民间传统音乐形式，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传说中它起源于尧舜时期，距今已有多年的历史。威风锣鼓表演起来鼓声如雷、粗犷豪放，钹音清脆、荡气回肠，锣鸣镗镗、排山倒海，融音乐、舞蹈、技艺于一体，富有民族特色，体现民族精神，被誉为“天下第一鼓”。
而恰恰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大量鼓。这些鼓的类型和材质各不相同，包括土鼓、陶鼓、石磬等。其中，土鼓是中国最早的实物鼓。这些鼓的发现与威风锣鼓相印证或表明了陶寺遗址的音乐文化传承至今。
临汾蛇盘盘是一种面制贡品，是山西晋南地区在祭扫时必备的供品。在制作时，人们会先制作一个单头或双头的蛇形状，然后放在祭祖的坟墓前，晚辈们会吃掉蛇头，以示灭毒头、免灾祸。这种面制贡品具有简洁的造型和少量的雕饰，体现了尧都陶寺遗风。
央央万邦惟此大中之地出图的圭尺实物图
《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乃建王国焉。”
陶寺遗址的王族墓地出土了一件圭尺和立表，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圭表仪器实物资料。圭尺是古代人们用来测量太阳影子长度的工具。水平置于地面并标有刻度的是圭，垂直于地面的柱是表，正午时刻太阳照在表上，投下的影子被圭上的刻度标记出长短。
在陶寺文化时期，圭表能够用于太阳历法的制定，还可测量寻找“地中”。一些学者认为，陶寺遗址发现的“圭尺”与“观象台”等遗存表明，陶寺一带或笼统而言的晋南地区应该至少是龙山晚期人们意识形态上的天下中心之所在，中国中央之国的理念至此开始了萌芽。
陶寺遗址的朱书扁壶上的最早的文字
在H区域发现的一个已残破的扁壶上，有朱书的两个字符。
依据其文，可以判定正面之字符，当为在甲骨、金文中常见之“文”字无疑。
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尧舜时代的社会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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