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阳曲,郭子仪的祖籍地和汾阳郡王爵号因

导读：

关于郭子仪的祖籍地和汾阳郡王爵号因封地究竟为何地的认定，向来说法不一。归纳相关史研论著及网络媒介来看，大体分为“唐汾州（今汾阳）说”与“太原说”二种说法。本文作者，中国唐史学会郭子仪研究学者、长篇历史小说《汾阳王郭子仪》和史研论著《阳曲郭氏史典考》、《太原郭氏史探幽释疑集》的作者贾祝文，则在“太原说”的前题下，又将之细究为“今阳曲”说，并就此作出了详析和论证。

当前一些网络媒介及相关研究论著关于郭子仪祖籍地的介绍，有不少认定为唐汾州即今山西省汾阳市，如“百度知道”载：“郭子仪，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祖籍：山西汾阳。”“百家姓·族谱录”载：“郭子仪，中唐名将，祖籍山西汾阳。”“西陆网”载：“郭子仪，华州郑县人，祖籍山西汾阳”等等。当前郭子仪研究中，持郭子仪家族祖籍及“汾阳王”爵号因封地为唐汾州即今汾阳市之说的代表性论著为《汾上访古》（年1月载于“山西（汾阳市）郭氏文化研究会网站”）及《史实佐证汾阳郭氏》（年5月载于“山西（汾阳市）郭氏文化研究会网站”）等文。其中《史实佐证汾阳郭氏》载言：“汾阳地理环境优越，是历史上州郡所在，是中华郭氏得姓发祥之地，是子仪公先祖祖籍，由此而封爵汾阳王，封地就在今汾阳。”《汾上访古》则称：“事实上郭子仪汾阳封号依汾州封地得名。……所以，汾阳王及其儿孙视汾州为其故乡，汾阳王后裔视汾州为祭祖之地。”

但是，上述网媒及论著对郭子仪祖籍地及汾阳王爵号因封地为唐汾州即今汾阳市的介绍和认定是有误的。

一、正史及郭子仪家族庙、墓碑皆记载郭子仪家族祖籍为太原

1、正史相关记载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郭子仪一族祖藉：“华阴郭氏出自太原，汉有郭亭。亭曾孙光禄大夫广意，广意生冯翊太守孟儒，子孙自太原徙冯翊。”

《北史·第七十五卷·郭荣传》载：“（郭荣）自云太原人。”

《元和姓纂》载：“子仪为（郭）荣父叔（郭）进之后。”

《全唐文》卷三百三十九载：“（郭子仪父郭敬之祖上）代为太原著姓。汉有光禄大夫广意，生孟儒，为冯翊太守，子孙始自太原家焉。”

2、郭子仪家族庙、墓碑相关记载

一如相关权威史料记载，现存世和出土的郭子仪家族所有的23通庙碑、墓碑和墓志中，上自逝于隋大业十年（年）的郭子仪六世伯祖郭荣，再到逝于唐天宝三载（年）的郭子仪父郭敬之，再至逝于唐咸通十五年（年）的郭子仪玄孙郭弘裕的碑文或墓志，皆载郭子仪一族祖籍为太原或晋阳，无一例记作唐汾州即今汾阳市或其曾叫过的瓜衍、兹氏、兹同、隰城、西河等。

二、郭子仪先封的代国公之爵亦可佐证其祖籍为太原

安禄山乱起后，郭子仪临危受命，孤军起朔方，手提二京还天子，功盖天下无人及。正因郭子仪创下如此“再造唐室”的赫赫之功，唐肃宗方于至德二载十二月（年），加封郭子仪为仅次于亲王及郡王级别的从一品高爵“代国公”。由此可见，郭子仪代国公之封可谓非同寻常的爵封，若按唐时大臣封爵之号常以其祖籍地或得姓地之名而封的惯例来看，祖籍地为太原的郭子仪，为什么不封为太原国公或晋阳国公，却被封为代国公呢？其实，郭子仪被封代国公，与其祖籍为太原并无不谐，这是因为，太原与唐之前的代国有着难分彼此的关系。

“代”之立国始于商朝时的“汤封同姓”。商、周时的代地在今太原以北的雁门关南北和大同及河北蔚县一带。春秋时，占据晋阳（春秋战国时太原之称）的晋国大夫、晋卿赵襄子于夏屋山（今代县东北）杀代王，兴兵平代，代地遂被赵氏即后来由赵襄子所建、以晋阳为初都的赵国所控。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年）置太原郡，治所晋阳。公元前年秦灭赵，赵公子嘉逃往代，自立为王，6年后被灭。代地仍为太原郡所辖。

西汉初，地方行政区划实行“郡国并行制”，汉高祖六年（公元前年）刘邦封其兄刘喜（刘仲）为代王。汉高祖十一年时（公元前年），汉高祖将太原、代郡、雁门、定襄四郡划归一体为代国，封其四子刘恒为代王。刘恒为代王十余年后入京为汉文帝，在其入京前后，将代国都城由太原郡的中都城（今平遥县城西南）迁到了晋阳城。自此，至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年）末代代王刘义徙为清河刚王、代国改为太原郡期间，晋阳一直就是代国的都城。也就是说，在汉朝代国存在的87年历史中，太原郡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为代国领地，而代国以晋阳城为都城长达六十多年。

继后，汉武帝元封中期置并州（太原）刺史部，治所晋阳，仍领原代国所辖太原、云中、定襄、雁门等地。其后，东汉大部分时期及三国魏黄初元年（年）复置并州时，其治所仍为晋阳，原代国所领太原、雁门、乐平、新兴等郡地，仍为并州所辖。

另外，有必要解析的是，唐肃宗之所以未封郭子仪太原国公而封代国公，十有八九与其时肃宗所处特殊位置有所关联。肃宗封郭子仪代国公的至德二载十一月，郭子仪已率唐军收复长安、洛阳二京，将安军残部击溃至河北，但刚入长安的肃宗，还未获正在从四川返长安的唐玄宗正式传位。可以说，其时的肃宗对于能否最终获得玄宗正式传位尚心怀忐忑。因之，在唐玄宗即将返归长安前，肃宗为平乱最大功臣郭子仪封爵代国公可谓别有意蕴和玄机。公元前年，汉高祖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其四子刘恒为代王。汉高祖逝后，吕后专权乱政，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公元前年，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恒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肃宗于收复二京、安禄山已死安军大势已去、玄宗即将返銮长安之时，将郭子仪封为代国公而未封太原国公，其因不止由于郭子仪的祖籍太原为代国的都城，更主要的，恐怕是要以此借题发挥，意在提醒玄宗及朝野，其虽未获玄宗正式传位，但当如代王刘恒继位汉文帝般亦当以平乱之功继位唐王。

总之，作为郭子仪家族祖籍地的太原，早在春秋末战国初以晋阳为基地的赵襄子建立赵国之时，赵氏就征并了代国，而其时的晋阳，先是赵氏统辖代地的治所，“三国分晋”后，晋阳便成了领有代国等地区的赵国初都。在二汉四百多年期间，太原郡地在大多时间内为代国辖地，而太原郡治晋阳又是代国为时最长的都城和管辖代地的治所。可见，自春秋而汉，代国之名与太原及太原曾用的晋阳、并州之名皆难以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说，郭子仪先授的代国公之爵，不仅与郭子仪祖籍为太原无有不谐，而且还从另一侧面佐证了太原是郭子仪祖籍地的认定无误。

总而言之，不管是权威史料还是郭子仪家族庙碑、墓碑和墓志，但凡提及郭子仪家族祖籍，则不论记作“晋阳人也”或“其先太原人也”或“代为太原著姓”或“家于太原”或“出自太原”或“自太原徙冯翊”或“太原晋阳人焉”等等，均明白无误地表明，太原为郭子仪家族祖籍的认定，既有正史史料为据，且有其族碑文金石作证，而且，郭子仪先曾封的代国公，也对此作出了相辅相承的佐证。

三、郭子仪祖籍地和汾阳王爵号因封地是唐汾州的说法没有史实依据

虽说郭子仪祖籍为太原的史料记载和金石之据比比皆是，但是认为郭子仪祖籍地及汾阳王爵号因封地为唐汾州的说法，也即被简称为“唐汾州说”的观点却至今不绝于耳。这是因为，持“唐汾州说”观点者，认为其所持依据“见之正史，无可疑者，凿凿可据”。

1、郭子仪祖籍地、汾阳王爵号因封地“唐汾州说”所持的主要依据

“唐汾州说”所持主要依据有如下二方面：

一是，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说明其爵号因封地的行政等级应为唐汾州这样的郡、州之地。

“唐汾州说”认为，郭子仪所封之爵为“汾阳郡王”，说明其因封地的行政级别必为郡或州，所以才能授为“郡王”。太原虽为郡、州级别，但只称过“晋阳”、“并州”，而没有叫过“汾阳”。太原阳曲虽于汉、隋、唐数度称名“汾阳县”，但其仅为县级，从未达到过郡或州、府的级别。所以说，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的因封地，只能是魏晋及唐时曾称名西河郡且于唐之前就曾称名过“汾阳”的唐汾州。

二是，唐汾州自春秋到汉、隋、唐就曾称名为“汾阳”。

“唐汾州说”认为，隋汾阳宫建于西河县的史实及《资治通鉴》等史籍相关记载，证明唐汾州之地称名汾阳，非自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始，而是自春秋到汉、隋、唐就曾称名“汾阳”。再者，唐时大臣封王爵号，多以其得姓地或祖籍地名称授之，因之郭子仪之所以封爵“汾阳郡王”，盖因唐汾州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就曾称名“汾阳”之故，同时也据此可证唐汾州即为郭子仪祖籍地。

那么，上述郭子仪祖籍及汾阳郡王爵号因封地“唐汾州说”所持依据是否见之正史？是否凿凿可据？是否无可疑者？还须对其所持相关史料作追源究实的澄澈剖析，才可知是焉非焉。

2、郭子仪所封“汾阳郡王”爵号与因封地是否郡、州没有关联

唐朝爵位等级一为亲王，二为嗣王、郡王，三为国公，四为开国郡公，五为开国县公，六为开国县侯，七为开国县伯，八为开国县子，九为开国县男等九个等级。其中，亲王一级只授予皇室嫡亲，为正一品。第二等级中包括同为从一品的嗣王和郡王两个爵位。嗣王是授予亲王诸子中承嫡者的爵位，郡王则为授予太子之子及大臣中有显功者的爵位。郭子仪所封的“汾阳郡王”即为第二等级中的“郡王”。

据上而言，郭子仪“汾阳郡王”爵位中的“汾阳”为爵称前缀名，“郡王”则是爵位的等级名称。这就是说，郭子仪“汾阳郡王”爵称的基本含义，绝非“汾阳郡之王”的指称，而是以“汾阳”为爵号缀名的“郡王”。就是说，“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是指郭子仪爵号因封地的名称，而“郡王”则是与“亲王”、“嗣王”以及“国公”、“郡公”、“县公”等专为区分爵位等级的爵级名称。所以，“汾阳郡王”爵称中的“汾阳”与“郡王”这两个名称，是两个各自独立和各具本义的特定名称，是不能将之另组词为“汾阳郡”的。所以“汾阳郡王”之爵称，唯一的含义是，该“郡王”之爵所赐的爵号前缀名为“汾阳”，根本没有“汾阳郡之地”所封“汾阳郡之王”的含义。

可见，郭子仪“汾阳郡王”爵位之授，只与郭子仪得姓地或祖籍地或是其领军镇守之地是否叫作“汾阳”有关，与其地行政等级是否为郡、州则无关联。也就是说，郭子仪所授的大臣中最高等级的“郡王”爵位因封地，并不受是否为郡、州级别的限制，只要是称名汾阳，即便其地行政等级是县级亦无妨。

3、唐汾州其地州、郡、县行政名称，在明朝之前从未称名过汾阳

据权威史料记载，唐汾州之地州、郡、县等行政名称沿革，春秋时名瓜衍，战国及秦时名兹氏，汉王莽新朝时称兹同，三国曹魏时称西河，西晋时称隰城，北魏时汾州治所自今交口县境徙此，其地始称汾州，东魏、北齐、北周时曾先后称过灵州、武昌郡、南朔州及介州，唐时曾先后称过浩州、汾州、西河等。明朝万历二十三年（年），汾州升府之际，其附郭才首次称名为汾阳县。这就是说，郭子仪于唐宝应元年（年）授爵汾阳郡王之前，唐汾州其地州、郡、县正式的行政名称，从未叫过“汾阳”之名。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即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八百三十三年后，今汾阳市所在地汾州升府时，此前曾称名过瓜衍、兹氏、兹同、隰城、汾州、西河等名称的汾州府附郭方首次称名为“汾阳县”。与此互为佐证的是，今汾阳市历史上的所有地方志，皆无今汾阳市其地县以上行政正式名称于明万历二十三年之前曾称过“汾阳”之名的记载。即便“唐汾州说”最倚重的史料《清康熙·汾阳县志》也未明确记载汾州或其属县行政名称曾正式称名过“汾阳县”或“汾阳郡、州”，只是含糊其辞云：“汾阳邑名久著春秋”或“汾州之名汾阳，自古云然”等等。

4、隋汾阳宫没有建在唐汾州

“郭子仪祖籍及汾阳郡王爵称因封地唐汾州说”最主要的前题或曰支撑点，就是必须要证明今汾阳之称名“汾阳”非自明万历二十三年始，而是在郭子仪授爵汾阳郡王之前就曾称名过汾阳。就此，“唐汾州说”将《资治通鉴》中几处关于隋汾阳宫的相关记载，当作隋汾阳宫建于西河郡（唐汾州）的“凿凿史据”，并据此推证其地于隋朝时就曾称名汾阳且“唐世因之，无可疑者”的所谓史实。

（1）、《清康熙·汾阳县志》的相关记载

《清康熙·汾阳县志》载：“隋大业四年夏，营汾阳宫，遗址在（西河）县东十五里。”该县志所附按语称：“汾州之名‘汾阳’，自古云然。至炀帝建宫，尚名汾阳，唐世因之，无可疑者。”且言：“此见之正史，凿凿可据。”

对此，该县志还详载云：“《纲目》（资治通鉴）载，刘武周据汾阳宫，唐太宗言于高祖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乃命世子建成及世民击西河郡，拔之，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据此，不益信汾阳宫之在西河郡？”

该县志所载“隋末刘武周占据汾阳宫”及“李建成、李世民往击西河郡”二历史事件不虚。但是，该县志为证明隋汾阳宫建于隋西河郡，竟将这二件相隔数月之久、互不关联的历史事件，合并成了“历时九日皆发生在西河郡”的同一历史事件，这与《资治通鉴》对这二个事件的相关记载截然不同。

（2）、《资治通鉴》关于刘武周占据汾阳宫事件的记载

《资治通鉴·隋记七》载：“（隋义宁元年三月）武周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四月，世民言于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乃命世民与刘文静等各募兵，……密遣使召建成、元吉于河东。”

该段记载所述事件的史实背景为：隋义宁元年三、四月间，刘武周占据了汾阳宫，李渊其时已有代隋之志，遂借故命其子李世民等募兵，且密召远在河东（晋南）的李建成等来太原共谋代隋之举。更为重要的是，该段记载表明，此期间，不管是当时在太原的李世民，还是后来密来太原的李建成等，皆未出兵往击刘武周，更未引兵往击西河郡。

（3）、《资治通鉴》关于李建成、李世民往击西河郡事件的记载

《资治通鉴·隋记八》记载：“（隋义宁元年六月）西河郡不从渊命，渊使建成、世民击西河，……攻拔之。……建成等引兵还晋阳，往返凡九日。”

该段记载所述事件的史实背景为：隋义宁元年六月，即刘武周占据汾阳宫三个月后，西河郡丞高德儒不从李渊之命，李建成、李世民奉李渊之令引兵往击西河，破城斩高德儒后引兵返晋阳，前后用时共九天。可见，这一发生于西河郡的，用时“往返凡九日”的事件，与三个月前刘武周占据汾阳宫，李渊命李世民借故募兵一事毫无关联。

总之，“唐汾州说”为证明唐汾州隋朝时就曾称名汾阳所引证的关于隋汾阳宫建于西河郡的“凿凿正史之据”，其实是将《资治通鉴》分别记载的，隋义宁元年三月，李渊借刘武周占据汾阳宫而命李世民募兵之事，与隋义宁元年六月，李渊命李世民等往西河郡击杀西河郡丞高德儒二件相隔三个月之久、相互间毫无关联的二个独立事件，合并成了同时发生在西河郡一地、前后历时九天的同一历史事件。显而易见，《清康熙·汾阳县志》所载隋汾阳宫建在隋西河郡的记载，其实是对《资治通鉴》相关记载移花接木的嫁接和南辕北辙的拼凑。

哪么，隋汾阳宫究竟建于何地呢？

5、隋汾阳宫建于汾水发源地的今山西静乐县管汵山麓

《资治通鉴·隋记四》载：“隋大业四年四月，诏于汾州之北汾水之源，营汾阳宫。”《隋志》载：“楼烦郡汾源县，旧岢岚也，大业四年，改为静乐，有汾阳宫，管涔山，天池、汾水。”《水经注》载：“炀帝起汾阳宫环天池。”由以上史料记载可知，隋炀帝所建汾阳宫的宫址是在唐汾州之北四百里以远、于汉隋唐曾称名汾源县、汾阳县且为汾水发源地的今山西静乐县的管汵山麓，而非《清康熙·汾阳县志》所言“隋汾阳宫遗址在县（隋西河县）东十五里”的汾州之地。

据上可知，《清康熙·汾阳县志》认定隋汾阳宫建于汾州西河县的相关记载，完全是对《资治能鉴》相关内容的篡改和作伪。用如此名为“凿凿可据”，实为乱拼虚构的史据来证明隋汾阳宫建于隋西河县，进而证明唐汾州于隋时就称名汾阳的做法，是经不起史实考究验证的。可见，隋朝西河郡、县与远在汾源管汵山麓的隋汾阳宫绝无关联，唐时的汾州就是隋时的西河郡，其地不管隋时还是唐时的行政名称与“汾阳”之称皆不沾边。

哪么，明朝时汾州升府时其附郭为什么会称名汾阳县呢？

6、明朝汾州府附郭改称汾阳县的原由

隋、唐时曾称名西河县的明汾州府附郭，之所以于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时被改称汾阳县，主要缘于以下二方面的客观原因。

（1）、首先是汾州吏民感恩汾阳王郭子仪的原因

今汾阳市部分区域春秋时被称瓜衍，秦汉及隋唐之期还先后称过兹氏、西河县（郡、国）、隰县、汾州、浩州等名，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之际，汾州府附郭方称名为汾阳县。需要指出的是，因其县地理方位并非位于汾河之北，而是位于汾河之西，所以此汾阳县“汾阳”之称，与地理学方面“水北山南为阳”的定位无关，而且与其地曾用过的诸多县名也无甚关联。据相关史料及其地改称汾阳县之期所建的汾阳王祠和汾阳王庙的起因来考究，其地改称汾阳县之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了感恩、尊仰汾阳王郭子仪的人文缘由。

唐宝应元年（年），郭子仪往平太原、绛州、翼城等地兵乱前授爵“汾阳郡王”。二年后的唐广德二年（年），郭子仪的部将，平定安史之乱功勋卓著、时任朔方节度使、驻于汾州的仆固怀恩，因不堪臣妒君疑，欲策动驻于“汾上”，即分驻于汾河流域滨河各地的朔方军作乱。时郭子仪奉旨往河东平仆固怀恩之乱。其时，仆固怀恩已调兵遣将攻太原，占榆次，公开抗逆朝廷，大有酿成又一次类似安禄山之乱的态势。令朝野始料未及和庆幸的是，郭子仪人未到汾州，兵不血刃，仅以其威望，竟迫使栖身汾州的仆固怀恩弃军西逃灵武，从而使汾州吏民幸免了一场大规模的血火之灾。自后，汾州吏民为感恩汾阳王，到宋、金时，开始将其地兵司即以“汾阳”称之。到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附郭命名时，为世代铭记汾阳王郭子仪对汾州吏民的恩德，遂促成府城附郭称名为“汾阳县”。

与此说切合和互为映证的是，其地于明万历十三年及万历四十三年，即汾州府附郭命名为汾阳县十年前所建“汾阳王祠”及附郭命名汾阳县二十年后所建“汾阳王庙”的起因，亦是出于感恩汾阳王之故。一如这两座祠庙于建祠、建庙《纪略》中所言：“惟郭公为汾捍患，建庙血食，祀典允宜……当立庙祀之，所以报也。”

（2）、其次是与汾州之“汾”及其别称“四阳城”之“阳”有所关联

明汾州升府时附郭县名之所以称名汾阳，除了汾州吏民感恩汾阳王郭子仪的主要原因外，据笔者考析，另还有一个巧合因素不能不提及。

《城邑考》载：“（汾州）府城，一名“四阳城”，世传曹魏所筑，四面皆向日也。”原汾州府城的建造方位非为传统的正北正南，而是与子午线略呈33度夹角，以致其城四面皆可不同程度地受到阳光照射，因之汾州城也被称作四面皆可见到阳光的“四阳城”。明万历二十三年汾州升府时，府治与同时设置的附郭县治皆治署汾州城，其时府曰“汾州府”，附郭县的名称，本可沿袭之前的“瓜衍”、“兹氏”、“西河”等曾用名，或可以汾州府城的别称“四阳”为名。但是，汾州府所置附郭县之名却确定为“汾阳”。其中的缘故，除了感念汾阳王郭子仪的主因外，应该与以下这个客观因素也有关联，即：其时汾州之称的“汾”字，已上升为该地最具代表性的代名词，而汾州城别称“四阳城”中的“阳”字，则集中代表了汾州城独特的建筑方位特点。因之，取汾州正名之中的“汾”字及别名之中的“阳”字而组成附郭县“汾阳”之名，则是顺理成章之事。而且，令人惊叹、感触不已的是，此“汾阳”之称，不仅充分体现了汾州其地的历史沿革特性和州城独具的建筑方位特点，而且与汾州民众感恩、崇敬的汾阳王爵号中的“汾阳”爵名完全切合。可见，明汾州府附郭县之名，由感恩、崇敬汾阳王郭子仪的民心和其地最具代表性的“汾”字及反映其城建筑方位独有特色的“阳”字融合而成的“汾阳”之称，是最合民心城情，最顺理成章、最机缘巧合的县名。

综上所述，经过对相关史料原始记载的查核考实和对相关史料内容真实含义的勘正纠误，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唐汾州及其属县于郭子仪封爵汾阳郡王之前从未称名过汾阳；隋汾阳宫并非建于隋西河县，而是建于唐汾州之北四百里以远的管汵山汾水发源地。

总之，所有相关史实表明，郭子仪家族的祖籍地和汾阳郡王爵号因封地应为太原阳曲县，而非隋西河、唐汾州的今汾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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