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文化有什么特征商儒并重,重义尚德

原创牛汝辰

晋文化特色鲜明，突出表现在中原华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和商儒并重的晋商文化。晋商文化主要包括以下精髓：

一是商不废儒的儒商精神

晋商虽多出身贫贱，但是一旦解决了生存、生活问题，无不在后辈乃至宗族子弟的教育上投入大量金钱物力，在“商不废儒”的同时，又出于务实的传统不让“功名”羁绊住他们逐浪商海的步伐。晋商眼里的所谓“儒商”精神，在于经商者不仅应熟读儒家经典，更重要的是以儒家学子恪守的信条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

二是敬业进取的开拓精神

敬业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执事敬”、“修己以敬”，一生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晋商始终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堂堂正正，不卑不亢。山西商人常以子贡为榜样，从不存在儒尊贾卑的看法。

三是重义尚德的义利观念

信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人修身、处事的行为准则。义利之辩，古已有之，孟子曰：“义，人之正道也。”《左传》中说：“义，利之本也；利，义之和也。”晋商相信，商业道德上以信意为重，方可成就诚贾本色。晋商在从明至清的数百年中，始终倡导诚信笃实，重义尚德信条。

晋商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关公，一是因为关公是山西人，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信意为上，利从义来”，是晋商从几千年中华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也是关羽所代表的精神，所以晋商膜拜关羽，奉他为精神领袖。

1.民族融合的双重性格

“太原”，本意为广阔的平原，泛指汾河流域的平原地带。秦国时设置太原郡，之后才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名称固定下来。传说太原一带曾是尧帝子孙的封地唐国的所在。西周初年，周成王封其弟姬虞于此，人称唐叔虞。到了唐叔虞儿子这一代，唐改国号为晋，中心区域在今山西南部的翼城县一带，直到公元前6世纪初，晋国的势力才扩展到今太原一带。

显然，山西作为一个行政区域，其最初功能，就包括守护京城，因此就是京城的屏障。因为长期属于统一的中央王朝的核心成分，三晋文化的主流脉络与中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但三晋之地所接触的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总体落后于中原，山西文化的兼容并蓄，使之总会因为这些落后文化的中和而整体上滞后于中原文化的发展；加之山西地理环境的制约，交通不便，使得山西文化历来呈现为开放进取和中庸保守这一矛盾融合的特点，从而影响了山西人的性格。

三晋地处华北，历来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北部地区曾经几次历经游牧区和农耕区的变化，北方强盛的游牧民族常常通过这里与中原地区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中原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融合，由此形成晋文化的一些特质。

三晋地区在中原华夏民族文化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融合中，起着熔炉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晋文化就是这种融合的结晶。一方面，在长期文化融合过程中，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提高，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华夏文化远播北方，使远民思归，为祖国北方辽阔疆域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三晋人民也从民族文化交流中学到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长期受北方少数民族尚武精神的影响而形成“人性劲悍，习于戎马”（《隋书·地理志》）的人文特点，游牧民族的骑射技术就是经三晋而传遍全国的。

北方少数民族慷慨高歌的传统，也对山西地方戏曲的特色产生巨大影响，他们中的著名诗人，如元好问、萨都剌，也为中国文学的宝库增添了光彩。山西人的性格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在历代文人及其作品中又外化为豪爽开朗与细致入微的双重性，其中外向开拓的一面又突出表现为坚忍不拔的创业能力和海纳百川的融合能力。

2.兼容并蓄的三教合一

三晋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地处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不仅积淀了丰富而深厚的文化素养，而且又长期保持着经济的领先地位。这使它能够以黄土大地般浑厚而广阔的襟怀，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逐渐吸收、融合，从而又进一步促进了三晋地区文化的发展。由此也就形成了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文化特色。

这种特色一是表现为各种思想、文化并存。三晋地区先后有许多民族入居，都曾把本民族的文化带来，形成各民族文化并存的局面；先秦时期三晋地区还出现了法家、纵横家、名家思想并存；长期以来还有儒、佛、道文化的并存。

二是表现为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影响、吸收、融合。反映在宗教文化上，则是三教合一、三教同奉的倾向。五台山一些寺庙里的雕塑、壁画的人物故事图案中，往往杂有儒、释、道三教的内容。民间还常常同时供奉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三尊神像。三教合一的思想还集中体现在对关羽和吕洞宾的传说、信仰之中。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立即引起了中国人的一阵躁动，知识分子忙于钻研佛教的精髓，并且力图把这种外来的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道学说糅合起来，制造出适合中国需要的儒、佛、道三结合的新学说。统治阶级则只知佛教有用，不解其所内涵，于是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以示尊崇。老百姓则既不能阐经释义，又无力建庙，于是有一部分人削发为僧，钻进深山，端坐经堂，念经修行。随着岁月的流逝，一代代名僧法师在那晨钟暮鼓声中去了西方极乐净土，唯有那名山古刹、石窟雕刻依旧庄严肃穆、巍然屹立，成为宗教文化的一座座丰碑。在黄土高原文化，既有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又耸立着著名的云冈石窟。

3.商儒并重的晋商文化

晋商兴起绝非偶然，是与山西的地理环境、经济地位、历史条件密不可分的。一则三晋地区的农业经济有着悠久的历史，长期以来是京师的粮食供应基地，同时，拥有丰富的盐、铁、煤等资源，诚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言：“河东殷实，京邑所资。”

二则三晋大地自古临近京师，是历代王朝所依的军事重镇；其交通便利，也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三则山西北部临近北方游牧区，使之成为中原物资与北方游牧区物资交流的通道。

四则山西人口稠密，有大量剩余劳动力。“晋俗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地。”（《五台新志》）上述种种得天独厚的条件，造成了古代三晋商业经济的兴盛与繁荣。

到了明代，在明政府实行的“开中盐法”的推动下，晋商便在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环境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明代时，晋商活动范围已经“半天下”，到了清代，就是“足迹遍天下”了。晋商是明清时期人数众多、势力最大的一个商业集团，经商活动遍及全国，而且还把势力范围发展到俄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

晋商的经营范围已经形成，初期以盐、粮为主，后来布、绸也成为主要经营的商品。到了清代，经营的商品日益增多，明朝末年，晋商已经成为雄踞海内的最大商帮，至清代进入鼎盛时期，一些大商号凭借雄厚的资本和遍及各地的分号，转为经营金融汇兑业务，办起了票号，成为全国金融界之牛耳。不仅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务，而且在日本、俄国、新加坡等地都设有分号。这种鼎盛局面一直延续到清末，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压榨，晋商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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