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邀遗址,不仅仅是忻州文明的源头

忻州盆地是山西省五个盆地之一，位于南接太原盆地北连大同盆地的要冲。其北为五台山，南是系舟山，东有云中山，西以太行山相围拱，滹沱河流贯其间，形成一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在这盆地海拔米高度的地段，古代居民遗留的遗存，往往由于水土流失、农田建设和建筑工程而使它们裸露出来，如忻州市郊的南关、游邀，定襄县的白村、横山及西社和五台县的阳白等遗址的断崖上，挂露的灰坑、房址、陶窑等文化遗迹随处可见，地面上俯身可拾的是石、骨、陶质的文化遗物残片，这反映着忻州盆地遗存的分布情况，诉说着这里古代文化的兴衰！

一、游邀遗址位置游邀遗址位于游邀村，是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于年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的。游邀村属忻州市董村镇，西北距市区10公里。遗址紧依村南偏东，位于忻州盆地的西南边缘，早已被辟为耕地，地势由北至南渐高，其南5公里是系舟山余脉。遗址中部经长年取土烧窑破坏，西部为时令河水切割，所余面积约20万平方米。

二、游邀考古的目的吉林大学在桑干河流域的河北蔚县和汾河流域的晋中地区的考古结束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忻州盆地，以期把这些点连成线，能更清晰地观察这些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谱系及其文化关系。

忻州盆地的考古本身也有重要的线索，在苏秉琦先生的深切关怀和黄景略同志的大力鼎助下，从考古的全局出发，决定在忻州盆地开展考古工作。

年3月，黄景略、张忠培、王克林和许伟经商量，将在忻州盆地开展考古工作之事定了下来。同年4月，卜工、马昇、李有成及王小平便在忻州盆地进行了考古调查，以勘定发掘地点。6月，在黄景略、张忠培及王克林的陪同下，八十高龄的苏秉琦先生来到忻州，听取了卜工等人考古调查情况的汇报。观摩了采集的陶片，特别是仔细地观察了从游邀遗址一处断崖中发现的陶器和陶片，他说这些陶器不是一般的陶器，规格颇高，具有礼器的性质，要人们认真对待，对游邀遗址的发掘表示了积极的鼓励，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这样，在苏先生的关怀下，由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忻州地区文物管理处合组的忻州考古队，便将游邀遗址作为首先发掘对象的事定了下来。游邀遗址面积较大，不同部位的文化堆积也有差别。以遗址中部的现代砖窑为界，其西部断崖显露出连绵不断的灰层，东部断崖则只见挂露的灰坑、房址和墓葬。

游邀遗址发掘了两次。第一次发掘从年8月起，至同年12月止，地点选在遗址西部。第二次发掘从年8月始，同年11月结束，地点选在遗址东部。

三、游邀遗迹遗迹

有房址、陶窑、灰坑和墓葬等。

共发现16座房址，大部分保存完好，有的居住面以上还残存着穴壁，由此断定这类房址属于半地穴式建筑。发现窑址6座，其中2座破坏较甚，其余4座保存较好。

窑址一般由投火口、火膛、进火口、火道、出火口、土坯隔墙、窑床、窑箅、窑窒壁和烟道等部分构成，不同窑址间或有一两部分的差异。6座窑址是目前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保存程度最好、数量最多的一处，在提高窑温的技术上，也有突出的贡献。

发现灰坑座，灰坑是游邀遗址最多的遗迹现象，其功能和用途大约有储藏物品使用的窑穴、倒放垃圾的窑穴、自然形成的低于当时地表的坑、宗教礼仪场所以及半地下式的房址。

发现清理73座墓葬，形制有土坑墓和瓮棺墓两种。

四、游邀遗址遗物遗物

按质地不同，有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和铜器5类。其中，陶器最多，石器和骨器次之，蚌器较少，铜器仅1件。

器物中陶器居多：夹沙陶有鬲鼎瓮等多式多种，泥质陶有罐壶盅等多式多种，陶抹子1件，陶刀1件，陶垫1件，陶纺轮18件，陶球8件，陶环15件。

石器有：磨石6件，石楔25件，石斧25件，石凿16件，锛10件，石铲57件，石刀件，磨棒5件，石杵2件,，石臼1件，石球6件，石镞16件，刮削器件，盘状器4件，石防轮11件，磨石6件，石环16件，石壁1件，石坠2件，石饰2件，磨杖头1件。

骨器有：骨凿13件，骨铲13件，骨镞17件，骨锥52件，骨针37件，骨匕24件，骨开18件，卜骨32件。

蚌器有：蚌刀23件，蚌环12件，蚌饰11件。

铜器有：铜削1件。

五、游邀遗址的文化面貌、特征和性质

游邀遗址早、中、晚三期的文化面貌、特征，乃至性质，是相互区别的三种遗存。早期，从陶鬲的形态看，属于杏花文化类型，也存在自身特点；中期陶鬲类型遗存分布于忻州盆地、大同盆地、桑干河流域、洋河流域、延安地区、榆林地区以及内蒙古境内的河套地区；晚期数量增加，种类也更齐全。游邀遗址晚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朝时期。文化面貌与特征类似于神木新华遗址、神木石岇遗址、准格尔大口第二期和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的遗存。

六、游邀遗址当时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组织

游邀遗址背倚系舟山、面向盆地中心的滹沱河及其主要支流牧马河、近山而远水，属于山前坡地。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和地形居住，利于从事种植农业、渔猎采集及饲养如牛、羊这类食草动物等生产活动。遗址的文化堆积：早、中期属龙山时代，晚期属于夏代。中、晚期居民在此过着较为长期的稳定的定居生活。

游邀居民主要以陶器为生活用具，基本上以石、骨材料制作生产工具。石斧、大型石铲和盘状砍砸器用于砍伐树木；石铲和骨铲用于松翻土壤和播种；石、陶、蚌刀用于收割；石杵、石磨棒和石作谷物的脱壳工具。游邀遗址所出卜骨的质地有牛、羊和猪三类，均应采自畜养的家畜，陶望小狗也应在生活中存在着创造原型，说明狗也是人们饲养的喜爱动物。遗址内所出的石球、陶弹丸、石嵌和骨铁等说明也狩猎出没于遗址附近的野兽。从发现的数量达46件蚌器来看，知其时的渔涝经济也是食物的一种来源。在手工业中，当首推工具的制造。这除了石、骨、蚌、陶外，那件铜削的发现，或许还是制铜业存在的标志。遗址中发现的数量颇众的石楔、石凿和石锛，是用来加工木材的，这表明当时还存在木作这一行当。本作除了制作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具外，也参与了房屋的建造。在当时的手工业中，制陶业也占着重要地位，遗址内保持较好的四座椭圆形升焰窑，烧制陶器技术的复杂性，使制陶业有较高程度的专业化。墓葬中主人身上覆盖的两层麻布，是经纬交叉的平纹织物，石质和陶质的纺轮和一些磨制得如今日金属针粗细的骨针，反映了当时纺织和缝纫的水平。

综上所述，种植农业、家畜饲养及牧业和渔猎采集，是当时获取食物的生产活动，这是一种以种植农业为主，兼营家畜饲养及牧业和渔猎采集的多种谋食方式的经济形态，加上工具的制造、建造房屋、制陶与纺织等手工业门类，构成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

七、游邀遗址的遗憾

游邀遗址面积较大，揭示的区域仅是遗址的一小部分。只有遗址的总体面貌才能全面展示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结构，以及社群组织的形态与规模。这种不完全的考古，很难全面分析其时的聚落结构。

由于当时工作人员的调动，后续工作缺少了更有力度的衔接与支持。张忠培于年6月调入故宫博物院担仼院长，两年之后的89陷入逆境。不久，黄景略也从国家文物局调了出去。再加上其他因素，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停止了在山西的考古工作，踏上了其他考古道路。

游邀遗址有如此重量级专家参与的如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后续却缺少重要文化研究成果，只于年出版《忻州游邀考古》一书。

本地文化力量长期的被动与弱势，像其他本土重要文物被发现时一样，此次游邀遗址发掘的众多文物也被分流。

当时没有把遗址原样有效地保护起来。

夏朝遗存本来就不多，游邀遗址不能湮没。

游邀遗址是源远流长中华文化中重要的游邀文化，也是“满天星斗”华夏文明中的游邀文明。

八、游邀遗址大有作为

游邀遗址博物馆

夏朝游邀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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